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在支持与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武装反日斗争的同时，也提出了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的问题。但是，由于东北地区没有经过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也没有象南方革命根据地那样的党直接创建的人民武装；加之当时王明冒险主义的干扰，因而战斗在抗日武装斗争第一线的东北广大党员和干部不得不摸索前进。

　　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日本要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赶走日本侵略者。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号召“中日两国工农民众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中共满洲省委和共青团满洲省委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号召“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革命的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和广大的革命的中国工农兵劳苦群众弟兄们携起手来，直接参加伟大的中国革命，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争取解放！”

　　1931年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广大群众展开斗争，反抗日本的侵略。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1931年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发出党要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的号召。

　　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要求东北党组织大力开展兵运工作，发动军队和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日斗争。提出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以完成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要求引导这些抗日武装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开展抗日斗争。

　　1931年11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研究了创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作出了加强党对创建游击队工作的领导，举办训练班培养游击队骨干、夺取敌人武装、创办刊物指导游击队工作、派巡视员具体指导各地创建游击队的工作决定。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落实满洲省委的决议，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出共产党员到抗日义勇军中进行工作，同时也开始注意了向农村派出党、团员和干部，组织农民群众进行武装起义，从事建立抗日游击队的工作。

　　1932年2月20日，满洲省委给东满特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发动游击战争，是东满目前的主要任务”，要求东满党组织“坚决地去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去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发动和领导游击战争”。

　　1932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召集省委主要领导人会议，根据周恩来在《红旗周报》上发表的文章精神，起草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文件。指出：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抗日救国；同时党应以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

　　1932年4月22日，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发动游击战争，领导反日的民族战争，开辟满洲新的游击区域与苏维埃区域是满洲党目前最中心最迫切最实际的战斗任务。”

　　上述一系列文件表明，中共满洲省委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中央冒险主义错误的总的领导，但罗登贤等省委领导人从东北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把开展和领导反日民族战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提出了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方针。这一方针的中心内容就是：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同时加强对义勇军的工作，争取他们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坚持抗日斗争，并逐步使之成为党直接领导的队伍。

　　在日本侵略者猖狂进攻的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东北地区党组织和朝鲜共产主义者并肩战斗，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先后在东北的南满、东满、北满、吉东等地创建了党领导下的十几支抗日游击队。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进行了创建游击队的艰苦斗争，各反日游击队和在义勇军基础上组成的救国游击军部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这些抗日部队活动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地区，与抗日义勇军一起英勇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党领导的人民反日游击队的诞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在义勇军斗争失败后，党创建的游击队便逐渐成为东北抗日战场的军事核心力量。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从其建立开始，就表现出它的特点：

　　1、在政治上

　　它贯彻中国共产党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纲领，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2、在组织上

　　它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队员骨干开始时多数是党团员，他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组织纪律性强，并能团结其他抗日武装和广大群众并肩战斗；

　　3、在军事上

　　具有旺盛的战斗力。反日游击队在初创阶段显露出来的特点，展示了它的广阔前途。

　　其缺陷：

　　反日游击队人数一般较少，力量薄弱，并且分布不平衡，在行动上受到一些“左”的影响。因此，在初创时期，反日游击队还未能成为东北反日游击运动的主要力量。

　　其原因：

　　东北反日游击队在初创阶段表现出来的不足，其原因是：一方面由于东北党组织缺乏创建和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党内“左”倾错误造成的。特别是在“北方会议”后，“左”的影响尤为严重。

　　具体为：

　　当时，根据“北方会议”的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把各地的反日游击队都陆续改称为红军游击队，并一再向他们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立即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地主豪绅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使反日帝与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由于执行这种完全脱离当时东北实际的“左”倾错误政策，使游击队严重地脱离了群众，阻碍了游击队的迅速发展。一些游击队是几经挫折才建立起来的，有的甚至遭受失败；同时，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也受到了损害，缩小了游击队的活动区域。这种不利于武装反日斗争的现状，迫切要求党组织及时调整对东北武装反日斗争的领导策略，必须放弃在东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提出灵活的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首先向沈阳北大营中国军队进攻，相继占领北大营、东大营，随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几乎占领东北全境。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侵占中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是东北亚的一个岛国，面积只有37.77万平方公里，是一个传统的海洋大国。日本国土狭窄，物产不丰，自然资源贫乏，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外贸易维系本国的生存。

　　1868年前，日本的原始资本积累并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原料短缺，市场狭小。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建立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相结合的政府。明治维新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仍有许多束缚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它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旧有的封建势力依然很强大，农民继续受封建地主高额地租的盘剥；而且新兴的资产阶级又和地主阶级相勾结，通过其代表人物控制着政府和军队，形成了军阀统治集团，对日本广大民众实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国内的矛盾不断加剧。国土狭窄、自然资源贫乏、国内的矛盾增大，由此形成和决定了它的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对外凶残地侵略他国的反动本性。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很快就确定了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强兵为富国之本”的基本国策，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

　　日本与我国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就有着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国土接近的关系，看到了中国的资源丰富和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清政府已逐步向衰亡迈进的现实，特别是中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通称东三省，幅员广大，地域辽阔，总面积130余万平方公里，森林茂密，矿藏丰富，江河交错。在辽阔肥沃的平原上，盛产大豆、高粱、小麦、水稻和各种经济作物。不仅如此，在长达数百公里的海岸线上盛产鱼盐，而且还有一些天然良港广通舟楫之利。东三省土地广阔而富饶，又是战略要冲，日本对此早已垂涎三尺，侵占中国东三省，进而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国策而蓄谋已久。

　　17世纪中叶，沙俄军队越过乌拉尔山，首先侵入黑龙江流域，以后不断压迫清政府陆续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逐步霸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日本当然不甘沙俄先于它而首得利益，开始策划实现侵占中国的图谋，欲与其他列强瓜分中国，从而占领中国。

　　1894年，朝鲜发生了农民起义，日本认为时机来到，一方面诱惑清政府出兵，一方面逼迫朝鲜“改革”内政，然后借机向驻朝鲜的中国军队突袭，接着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军事指挥上的失当，战争一开始即节节溃退。中国陆军退出朝鲜，安东（今丹东）、九连城、凤凰城，金州等地相继失守。中日甲午战争使清朝海军遭受了失败，日本舰队次第占领了旅顺、大连、牛庄、营口、威海卫、台湾、澎湖等地，并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让中国割地赔款，实现了日本侵占中国初期的战略计划。

　　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奇怪的是，两国交战却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目的均为瓜分中国，而中国东北同胞却成了战争的牺牲品。战争进行了1年零5个月，以沙俄惨败而告终。

　　1905年，由美国出面调停，日俄双方签定了《朴茨茅斯和约》，沙俄被迫将在中国旅顺、大连的租界及中东铁路支线自长春起至大连一段的南满铁路以及沿线所属财产、矿业等，拱手转让给了日本管辖。日本还迫使清政府开放辽阳、长春、铁岭、哈尔滨、齐齐哈尔等16个城市为商埠，并攫取了安（丹东）奉（天）铁路（南满支线）等特权。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在东北巩固和扩张其殖民统治，并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

　　早在1904年，日本就在中国东北南部军事占领区分设“军政署”，进行军政统治，侵犯中国主权。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在中国东北南满地区的殖民统治，于1905年6月，在中国大连设立“关东州民政署”，隶属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1905年（明治37年）10月18日，在辽阳成立了关东都督府，由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任总督、都督府内设陆军部。

　　1906年6月，日本又在大连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亦称“满铁调查部”，简称“满铁”）。

　　从1907年起，日本军队师团开始分驻于新京、公主岭、铁岭、奉天、辽阳、海城、旅顺等地；守备大队则沿奉天——安东（丹东）、普兰店——长春铁路沿线上驻扎。日军采取轮换制，两年一换防。

　　1919年4月12日，日本政府将关东都督府改称为“关东厅”。以后为加强其军事侵略的组织领导，以原都督府之陆军部作基础，另组成关东军司令部，至此，日本关东军的称谓正式形成并沿用。一个关东军、一个满铁调查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从军事、政治、经济到文化全面侵略和支配中国东北的工具。

　　1927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外相官邸大厅召开了为期11天的会议，史称“东方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田中总理兼外相、森格政务次官、出渊外务次官、植原外务参事官、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情报部长小村、通商局长斋藤、欧美局长堀田、陆军次官畑英太郎、参谋次长南次郎、陆军省军务局长阿部、参谋本部第2部长松井、海军次官大角、海军省军务局长左近司、海军军令部长野村、大藏省理财局长富田、驻北京公使芳泽、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汉口总领事高尾享、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关东长官儿玉、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浅利、关东军司令官武藤。这份文件是田中首相兼外相在会议最后一天所作的训令，现摘录其中的部分章节：

　　确保远东和平，造成日华共荣，是我国对华政策的原则。而它的实施办法，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有所不同。现在，以此根本方针为基础，指示当前的政策纲领如下：

　　六、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及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但要作特殊的考虑，并对该地区维持和平及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

　　“纲要”还明目张胆地声言：“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我国在该地的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保护。并且，作为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的地方，应决心不失时机地作出适当的措施”。这个“纲要”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决心随时以保护其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和权益”为借口，用武力来吞并满蒙了。

　　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将会议决策以“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为题，上奏日本天皇，此文件后被称为“田中奏折”。在“奏折”中，田中首相重提了体现明治大帝遗策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路线，并提出了“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的谬论，恣意分割中国领土。可见，侵占中国的野心，在明治天皇时期就已形成。

　　1928年6月，张作霖被炸死之后，其子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迅速稳定了东北的政局，挫败了日本关东军妄图乘机在东北制造动乱的阴谋。

　　1928年末，张学良经过深思熟虑后，毅然宣布东北易帜，这是他为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维护东北的主权，和在形式上把东北“统一”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而采取的重大行动。在东北易帜13天后，张学良又突然枪毙了著名的亲日派人物、前东北军总参议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进一步巩固了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扫除了东北军内部的“变乱之萌”，再次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卷入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破坏力最大、袭击范围最广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世界性生产过剩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对外贸易的日本，所受的打击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为严重。

　　为了转嫁危机，日本统治集团在对内政策上主要采取三项对策：

　　1、加强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积聚。1929年日本有21个垄断组织；

　　2、将危机重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企业大批解雇工人，降低工人工资。1929年曾发生劳资纠纷1420次；

　　3、在国内建立公开的法西斯专政，镇压人民的反抗。日本军阀公然要求取消议会制，实行军事独裁。

　　在对外政策方面，日本政府一方面加强对原有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另一方面增加军费支出，把经济纳入军事轨道，加紧扩军备战，积极谋求用武力夺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1929年7月开始，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以组织北满“参谋旅行”为名，对东北进行战略侦察。在从长春到满洲里的途中，石原极力宣扬军国主义的《战争史大观》，于7月5日提出了《对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在“方案”中，石原赤裸裸地指出：

　　一、解决满洲问题，乃我日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

　　1、为了解除国内不安，需要向外扩张。

　　2、满蒙的价值。

　　A、满蒙的价值最大，但尚未为多数日本人所了解。

　　B、满蒙如获解决，中国内地的排日问题，亦必同日止熄。

　　3、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为日本所需，也是多数中国民众的一件最大喜事。因而，为了正义，日本应当主动坚决进行。

　　从历史关系等方面考察，满蒙与其属于汉族，无宁应属于日本民族。

　　二、解决满蒙问题的钥匙，掌握在帝国国君手中。

　　1、解决满蒙问题，唯有日本占有该地，才能完全实现。

　　2、对华外交，亦即对美外交。就是说，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需有对美开战的决心。日本若是真的对付不了美国，那就以赶快解决全部武装为有利。

　　3、认为在对美持久战中，日本没有胜利可能者。这是不了解对美战争本质的结果。俄国的现状，正在给我们提供绝好的机会。

　　三、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

　　1、一旦完成对美战争的准备，就立即冒开战之险，坚决将满蒙政权收归我有。

　　依靠满蒙的合理开发，日本的景气自然就能恢复。失业者亦能得到救济。

　　2、如果不得已而开战，则要有对付东亚被封锁的断然准备，适时地占领中国内地的重要部分。依靠我之武力，冲破阻挡中国民族前进的障碍，给其经济生活以兴旺的新生命。借以确立东亚自给自足之路，以有利地指导长期战争，实现我之目的。

　　四、为对美开战的调查方针：

　　1、要从东亚被封锁的情况设想，来拟定经济状况调查及其对策（这属于政府的业务，目前委托给东亚经济调查局）。调查方针，不要受西洋那一套束缚，要以“依靠我武力，剖开中国积弊的核心，予四亿民众以新的经济生命。并以他们为伙伴，来振兴我工商业，尽快地完成我工商业对欧美列强的独立”为根本着眼点。

　　2、占领满蒙及中国内地以后的占有方法的方案（军部自己拟订其根本，细节待各专家予以具体研究）。

　　以“以战养战“为根本着眼点，必要时，连海军战费的一部或大部也叫大陆担负。

　　关东军的“参谋旅行”还对北满各地进行了一系列实地侦察和战术研究。1929年9月在辽西的“参谋旅行”，则是以对抗性军事演习进行的，一部分人充当日军，一部分人充当中国军。日军为侵略中国的战前准备工作，可谓相当周密，作好了随时准备进攻的战略计划。

　　1930年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进行了“攻取奉天城要领的实地研究”。

　　1930年夏，日本关东军组织了“夜袭弓长岭”的实地研究。

　　1930年秋，日本关东军又以“东部国境方面实地战术”为题作了研究。此外，关东军司令部还重点进行了一项研究，即《关于满蒙占领统治的研究》。

　　1930年经济危机在日本仍在继续，700万人口中完全失业者有39.5万人，劳资纠纷增加到2289次。这一年本是农业丰收年，但由于经济危机，出现了“丰年饥馑”现象，农村发生租佃纠纷2400多起。国民经济负担沉重，而日本的军费支出却占了国家总支出的29%，居世界第1位。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快了日本完全走向军国主义的步伐。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蒋桂冯阎军阀大战，支持蒋介石，造成东北军力薄弱，给日本侵略者造成发动事变的可乘之机。

　　1931年开始，关东军司令部策划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阴谋的各项准备工作更加紧张和具体。

　　1931年，日本的垄断组织达到了54个，失业和半失业的工人达300多万，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加剧，尽快占领中国东三省，摆脱国内经济危机，实现明治帝遗策已迫在眉睫。

　　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对步兵学校教官做了题为《关于从军事上所见之满蒙》的讲演，强调中国东北地区对日本的重要性：“满蒙于对俄作战是主要战场，于对美作战是补给的源泉，所以满蒙实与对美、俄、华三国作战有极为重大之关系。”

　　板垣征四郎，1885年生，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是蓄谋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九一八事变后，历任伪满洲国执政顾问、军政部最高顾问、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1938年6月起，任近卫内阁、平沼内阁的陆军大臣并兼对满事物局总裁。1939年9月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1948年12月远东国际法庭将该战犯判处绞刑。板垣征四郎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关系等方面，向学校教官鼓吹占领中国东北对决定命运的重大意义，为发动侵华战争制造舆论。这次讲话，表明了日本天皇侵略中国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的野心实质。他在讲话中说道：

　　从明治天皇屡次颁布的诏敕，可以体会到明治天皇早已决定开国进取的方针，并且经常念及东洋的永久和平。在明治天皇在位期间，我国拚着国运，坚决进行了日清、日俄两次大战，结果，在大陆的一角建立了特殊地位。这些事情已经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了。

　　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这当然不能以单纯的经济观点来衡量，我敢于毫无顾忌地公然向世界宣布，这是帝国的现实问题。我认为，日本帝国的使命在于维持东洋的永久和平以贡献于世界和平。解决满蒙问题是以实现日本帝国使命的远大理想这个大信念为根据的，明治天皇的圣意也就在于此。

　　现在，从战略上来观察，满蒙（大体上指东四省的范围）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领土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岭、七老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

　　……由于帝国掌握着满蒙战略关键的据点，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从消极方面来说，达到保卫朝鲜的目的，从积极方面来说，可以牵制俄国向东发展，并且对中国掌握着有力的发言权。

　　万一日本从满蒙退出，不但立刻会危及帝国的生存，并且立刻会破坏东洋的和平。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是超过了经济问题的重大问题。

　　……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须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

　　并且，将来开发的余地很大，可以说，满蒙的价值在于将来，真是前途无量。

　　我衷心认为，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

　　如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由此看来，可以充分了解：满蒙在军事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

　　1931年5月，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又写了《满蒙问题之我见》，从经济、政治上进一步强调了“满蒙”的价值。

　　1931年5月29日，板垣征四郎对第2师团联队长和独立守备大队长以上军官做了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讲话，这次讲话实际上是向关东军的中、上层军官发出了准备行动的信号。

　　1931年6月，在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的主持下，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这是日本为以武力夺占中国东北所拟定的行动计划。

　　1931年7月，日本陆军当局密令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东京，把6月陆军部制订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作为指示，要求传达给关东军。规定在中国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约需1年的准备时间，具体行动时间是1932年春。

　　1931年7月，关东军接到指示后，急不可奈，蠢蠢欲动，难以坐等。针对其陆军拟就之《大纲》，制定了《关于形势分析的意见》。要点是：“要立即动手”，“占领满蒙，立即使之领土化”，“不能坐等机会的偶然性，要自己制造机会”等等。关东军在制造提前侵略中国东北舆论的同时，也加紧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并把2门24厘米口径的榴弹炮调到沈阳隐蔽待用。

　　1931年8月1日，日本政府任命曾当过张作霖顾问的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1931年8月22日，本庄繁到旅顺赴任。

　　1931年9月7日，本庄繁即开始对南满铁路沿线的海城、鞍山、本溪、沈阳、公主岭、长春等地日军进行巡视、检阅，检查关东军司令部所属部队的“应变准备工作”，实际是做侵华战争临战前的动员和战备检查。

　　1931年9月16日，日本驻美大使出渊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商谈并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允许“不与闻满洲事变”，而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

　　1931年9月16日下午，本庄繁和随行的板垣、石原等一行来到沈阳。

　　1931年9月17日上午，本庄繁等人听取了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的情况报告；下午检阅了第2师团的出动演习。

　　1931年9月18日，石原等随本庄繁返回旅顺，板垣按预定计划回沈阳。

　　在本庄繁等巡视、检阅日军期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在乡军人奉命分别到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集中待命。各地日本驻军也煽动日侨反华。与此同时，驻朝鲜的日军第19、20师团各一部，也于8月下旬开到图们江沿岸，举行联合演习，侵犯中国的领土和领水。至此，日军完成了侵略中国东三省的全部军事准备工作。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帝国主义按其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预定计划，开始了侵略活动。

　　首先，驻沈阳郊区虎石台的日军川岛中队长率100余人向文官屯以南出动。10时20分，工兵中尉河本末守带领数名日军士兵以巡视铁路为名进至南满铁路的柳条湖附近，携炸药将南满铁路路轨炸毁一段，并立即向其守备第2大队部及日本在奉天的特务机关报告，诬称驻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双方正在激战中。从而点燃了以武力侵占东三省的导火索，事变爆发。

　　接着，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名义命令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令日军第2师团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11时，本庄繁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获悉上述情况后，不仅批准了板垣代发的命令，而且电令日军第2师团等部迅速攻占沈阳；命令南满铁路、安（东）奉（天）铁路沿线日军迅速占领安东（今丹东）、凤凰城、营口、长春等地。同时，电请驻朝鲜之日军越境以扩大侵略战果。

　　与此同时，事先埋伏在北大营附近的日军一部，于当夜11时，从北、西、南三面，向北大营中国兵营发起攻击。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电话请示应付办法，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向其转达国民党南京当局规定的“不准抵抗，不准开枪还击”的命令，致使北大营于19日晨5时许被日军完全占领，一夜之间，连沈阳也沦于日军手中。至9月下旬，辽、吉两省大部地区沦于敌手。

　　1932年2月5日，哈尔滨也被日军占领。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春不到半年的时间，东三省的大中城镇及战略要地大部被日军占领。

　　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时，总兵力仅2万余人，而当时在东北三省的东北军却近20万人。东北军几倍于敌不战自退，有土不守，造成了中华民族抗御外侮史上的奇耻大辱。

东北武装抗日战争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一些原东北军中下级爱国的军官发起的。“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最高长官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将军于1928年7月3日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7月末任东北海军总司令，11月任东北航空司令，12月29日宣布东三省及热河省易帜，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合作，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自张学良接替他父亲张作霖职位并易帜后，其军队才被称为东北军，在此之前，人们习惯称这支军队为奉系军队，意指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
奉系军阀张作霖1902年被官府收编，归顺新民府做了巡防营的管带。1909年张作霖的巡防营改编为奉天前路巡防队，1911年11月，张作霖接到警卫奉天省城的命令，率领3500名巡防队进驻奉天城，从此便成了奉系军阀扩张势力的开端。
1912年巡防队改称第27镇，张作霖为统制；同年9月，第27镇又改称第27师，张作霖又当上了第27师师长，从此以后，第27师就成了奉系军阀的摇篮。沈阳被称为奉天，又是张作霖发迹的地方，自他当了第27师师长后，东北军从此便迅速发展起来。
第27师当年的战斗序列如下：
第27师师长：张作霖　参谋长：马凯
一等参谋：单世俊　二等参谋：阚朝玺　三等参谋：梁序芳
中军官：赵锡福　正军械官：王国政
下辖2个旅、6个团、2个营
第53旅：
旅长：汤玉麟
下设2个团：
第百五团
团长：张麟书　　团副：鲍德山
辖：3个营
第1营：营长：梁朝栋
第2营：营长：宋显一
第3营：营长：崔俊臣
第百六团：
团长：邹芬　　团副：赵恩臻
辖：3个营
第1营：营长：孙德山
第2营：营长：齐占九
第3营：营长：于文甲
第54旅：
旅长：孙烈臣
下设2个团
第百七团：
团长：蔡永镇　　团副：赵玉周
辖：3个营
第1营：营长：牛永福
第2营：营长：宋维贤
第3营：营长：齐恩铭
第百八团：
团长：刘香九　　团副：李桂林
辖：3个营
第1营：营长：张乐山
第2营：营长：杨遇春
第3营：营长：崔鸣山
骑兵第27团：
团长：张景惠　　团副：赵玉周
辖：3个营
第1营：营长：郑殿升
第2营：营长：张明九
第3营：营长；张荣
炮兵第27团：
团长；张作相　　团副：单世俊（兼）
辖：3个营
第1营：营长；李振声
第2营：营长：蔡平本
第3营：营长：陈九芝
工兵第27营：
营长：赵明德
辎重兵第27营：
营长：闫玉成
张作霖在奉天省城驻扎5年之后，不断扩充实力，权势已经凌驾于奉天将军之上。
1915年护国运动发生，张作霖为扩充自己的势力，借口表示赞成帝制，自愿出兵去征讨“西南”反袁军队，袁世凯被迫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奉系首领。
1916年4月，张作霖驱逐了奉天将军段芝贵，自己掌握了实权。当时奉天省的军队有张作霖的第27师，冯德麟的第28师，吴俊升的后路巡防队和马龙潭的右路巡防队。
张作霖就任奉天督军，冯德麟等人不服气。冯德麟在任第28师师长兼奉天军务督办，坐镇在辽西北镇，总想有机会赶走张作霖取而代之；洮辽镇守使吴俊升和东边镇守使马龙潭的势力虽比冯德麟稍有逊色，但对张作霖行使督军权力也时有掣肘之处，这对张作霖来说，是心腹之患。
1917年，奉天省城第53旅旅长汤玉麟与奉天警务处长王永江之间发生军警争权风潮，成了张作霖对冯德麟暗斗明争的导火线。由于冯德麟参加了张勋复辟，遂一败涂地，其第28师便归于张作霖节制。张作霖将第27师师长之位让于其磕头兄弟张烈臣，自兼第28师师长并进行整军，然后由第56旅旅长汲金纯任师长。张作霖继续扩充实力，他怂恿北京政府将奉天后路巡防队改编为第29师，由吴俊升担任师长。此时，张作霖已握有3个师的兵权。不久，又将许兰洲由黑龙江省调到奉天，命其率一个骑兵旅去东边剿匪，张作霖在奉天的兵力又多了1个旅。
1918年,张作霖在秦皇岛劫持了北京政府从外国运来的一批军火，一下子就组编了7个混成旅，这些新编队伍的旅长、团长都是由奉派军官提拔起来的。即：
暂编奉天第1混成旅旅长邹芳（原为第27师53旅百六团团长）
暂编奉天第2混成旅旅长阚朝玺（原为炮兵第27团团长）
暂编奉天第3混成旅旅长梁朝栋（原为第27师53旅百五团团长）
暂编奉天第4混成旅旅长郑殿升（原为骑兵第27团团长）
暂编奉天第5混成旅旅长蔡平本（原为27师54旅百七团团长）
暂编奉天第6混成旅旅长王良臣（原为奉天右路巡防队帮统）
暂编奉天第7混成旅旅长刘香九（原为奉天第54旅百八团团长）
张作霖把新编的7个混成旅向南方推进。同年8月任命奉天第53旅旅长张景惠为暂编奉天第1师师长，将第1、2两个混成旅归他指挥。张作霖直接指挥的军队，在原有的3个师的基础上，成倍的增加。
1919年，张作霖发动了吉奉战争，驱走了吉林督军孟恩远，派鲍贵卿接替，并着手改革吉林军，逐渐淘汰了孟派的武将，吉林军也成了奉天派，之后又用同样手段改革了黑龙江的军队，至此，实现了他的独霸东三省的目的。
1920夏，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援助曹锟倒段祺瑞，借机收编了皖系的部分部队，夺取了日本供给皖系的武器装备，乘机任用张景惠为察哈尔特区都统，陆军第16师、陆军第25旅及察哈尔混成第1旅都成了奉派势力。既而控制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势力范围开始扩展到了关内。
1920年，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开始进入军界带兵任职。这时的奉系军队非同从前。奉天直属军队除第27、28、29师之外，还有7个混成旅、1个骑兵旅，1个警备马队，人员也有所变动。即：
暂编奉天第1混成旅　　　旅长；阚朝玺
暂编奉天第2混成旅　　　旅长：郑殿升
暂编奉天第3混成旅　　　旅长；张学良
暂编奉天第4混成旅　　　旅长：蔡平本
暂编奉天第5混成旅　　　旅长：齐恩铭
暂编奉天第6混成旅　　　旅长：鲍德山
暂编奉天第7混成旅　　　旅长：李景林
暂编奉天骑兵第1旅　　　旅长：张荣
奉天警备马队　　　　　　统领：刘香九
1921年春，奉派孙烈臣转任吉林督军，吴俊升调任黑龙江督军。第1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奉天的军队势力如下：
奉天直属部队：
陆军第27师：师长：张作相
第53旅　　　旅长：赵明德
第54旅　　　旅长：李振声
暂编奉天第1混成旅　　　　　旅长：阚朝玺
暂编奉天第2混成旅　　　　　旅长：郑殿升
暂编奉天第3混成旅　　　　　旅长：张学良
暂编奉天第4混成旅　　　　　旅长：蔡平本
暂编奉天第5混成旅　　　　　旅长：齐恩铭
暂编奉天第6混成旅　　　　　旅长：鲍德山
暂编奉天第7混成旅　　　　　旅长：李景林
暂编奉天第8混成旅　　　　　旅长：郭松龄
暂编奉天第9混成旅　　　　　旅长：牛永福
暂编奉天第10混成旅　　　　　旅长：赵恩臻
暂编奉天第11混成旅　　　　　旅长：汤玉麟
暂编奉天骑兵第1旅　　　　　旅长：张荣
吉林部队
吉林第1混成旅　　　　　　　旅长：胡文藻
吉林第2混成旅　　　　　　　旅长：张九卿
吉林第3混成旅　　　　　　　旅长：诚明
吉林第4混成旅　　　　　　　旅长：刘香九
吉林第5混成旅　　　　　　　旅长：李庆禄
吉林第6混成旅　　　　　　　旅长：刘瀛洲
吉林第7混成旅　　　　　　　旅长：蔡永镇
陆军第19旅　　　　　　　　　旅长：张焕相
黑龙江部队
陆军第29师　　　　　　　　　师长：吴俊升
陆军第57旅　　　　　　　　　旅长：万福麟
陆军第58旅　　　　　　　　　旅长；李冠英
黑龙江第1混成旅　　　　　　旅长：石得山
黑龙江第2混成旅　　　　　　旅长：张明九
黑龙江第3混成旅　　　　　　旅长：巴英额
黑龙江骑兵第1旅　　　　　　旅长：马瑞禄
黑龙江骑兵第2旅　　　　　　旅长：张奎武
热河部队
陆军第28师　　　　　　　　　师长：汲金纯
第55旅　　　　　　　　　　　旅长：史魁元
第56旅　　　　　　　　　　　旅长：张作涛
热河第1混成旅　　　　　　　旅长：杨德生
察哈尔部队
暂编奉天第1师　　　　　　　师长：张景惠
第1旅　　　　　　　　　　　旅长：赵玉周
第2旅　　　　　　　　　　　旅长：梁朝栋
陆军第16师　　　　　　　　　师长：邹芬
第31旅　　　　　　　　　　　旅长：关忠和
第32旅　　　　　　　　　　　旅长：田献章
第25旅　　　　　　　　　　　旅长：齐占九
察哈尔第1混成旅　　　　　　旅长：王兹栋
1922年奉天军阀与直隶军阀开战，奉军战败，撤出山海关。张作霖解散热河的第28师，以旅为单位统一整编辽吉黑三省军队，竭尽全力整治军备。
新整编的步兵为27个旅、骑兵5个旅，约25万人，并扩编了2个炮兵旅和1个重炮团，即：
东三省陆军第27师　　　　师长：张作相　（奉天）
东三省陆军第29师　　　　师长：吴俊升　（黑龙江）
东三省陆军第1师　　　　师长：李景林　（奉天）
东三省陆军第1旅　　　　旅长：阚朝玺　（奉天）
东三省陆军第2旅　　　　旅长：张学良　（奉天）
东三省陆军第3旅　　　　旅长：张宗昌　（奉天）
东三省陆军第4旅　　　　旅长：张作涛　（奉天）
后任：裴春生
东三省陆军第5旅　　　　旅长：李振声　（奉天）
东三省陆军第6旅　　　　旅长：郭松龄　（奉天）
东三省陆军第7旅　　　　旅长：汤玉麟　（奉天）
东三省陆军第8旅　　　　旅长：陈玉昆　（吉林）
东三省陆军第9旅　　　　旅长：刘香九　（吉林）
东三省陆军第10旅　　　　旅长：于琛徵　（吉林）
东三省陆军第11旅　　　　旅长：巴英额　（黑龙江）
东三省陆军第12旅　　　　旅长：赵恩臻　（奉天）
东三省陆军第13旅　　　　旅长：丁超　（吉林）
东三省陆军第14旅　　　　旅长：杨德生　（奉天）
东三省陆军第15旅　　　　旅长：万福麟　（黑龙江）
东三省陆军第16旅　　　　旅长：齐恩铭　（奉天）
东三省陆军第17旅　　　　旅长：张明九　（黑龙江）
东三省陆军第18旅　　　　旅长：张焕相　（吉林）
东三省陆军第19旅　　　　旅长：高维岳　（奉天）
东三省陆军第20旅　　　　旅长：胡永奎　（吉林）
东三省陆军第21旅　　　　旅长：蔡永镇　（吉林）
东三省陆军第22旅　　　　旅长：石得山　（黑龙江）
后任：石青山
东三省陆军第23旅　　　　旅长：李爽恺　（奉天）
东三省陆军第24旅　　　　旅长：邢士廉　（奉天）
东三省陆军第25旅　　　　旅长：蔡平本　（奉天）
东三省陆军第26旅　　　　旅长：李桂林　（吉林）
东三省陆军第27旅　　　　旅长：裴春生　（奉天）
东三省陆军骑兵第1旅　　旅长：穆春　（奉天）
东三省陆军骑兵第2旅　　旅长：彭金山　（黑龙江）
东三省陆军骑兵第3旅　　旅长：苏锡麟　（奉天）
东三省陆军骑兵第4旅　　旅长：张奎武　（黑龙江）
东三省陆军骑兵第5旅　　旅长：陈辅升　（黑龙江）
后任：梁忠申
1924年第2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打败了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并趁机夺取了北京政权。张怍霖与冯玉祥联合，假借孙中山的威望，扶植段祺瑞为北京政府临时执政，幕后操纵北京政府。张作霖北吞曹、吴，南联卢永祥，其势力由东北扩张到华北，进军中原，触及东南。张作霖统治了东三省，自行督奉，张作霖的部下也各统一方。如：张作相督吉（吉林）,吴俊升督黑（黑龙江），阚朝玺督热（热河），李景林督直（河北），张宗昌督鲁（山东）姜登选督皖（安徽）杨宇霆督苏（江苏）。可以说，这是东北军扩军伸张地盘的全盛时期。
1925年,张作霖将东三省军队和收编的直隶军改为师团编制共20个陆军师。整编后的奉天军序列如下：
第1师　　　　　　师长：李景林（驻天津）
辖：
第1旅　　　　　旅长：窦联芳（驻石家庄）
第2旅　　　　　旅长：王宾（驻顺德）
第2师　　　　　　师长：张宗昌（驻济南）
辖：
第3旅　　　　　旅长：褚玉璞（驻曹州）
第28旅　　　　　旅长；程国瑞（驻济南武定）
第29旅　　　　　旅长：许琨（驻济南）
第32旅　　　　　旅长：毕庶澄（驻邹县滕县）
卫队旅　　　　　旅长：方永昌（驻滕县兖州）
补充旅　　　　　旅长：姚霁（驻徐州）
第1梯队　　　　　队长：聂嘉夫（驻泰安济南）
第2梯队　　　　　队长：方振武（驻济南和津）
补充第1梯队团　　团长：滕英（驻徐州）
第3师　　　　　　　师长：阚朝玺（驻承德）
辖：
第42旅　　　　　旅长：袁永朔（驻承德）
第43旅　　　　　旅长：刘山胜（驻平泉）
第1骑兵旅　　　　旅长；张联同（驻开鲁）
第2骑兵旅　　　　旅长：常万里（驻林西）
第4师　　　　　　　师长：张学良
辖：
第19旅　　　　　旅长：栾云奎（驻军粮城）
第27旅　　　　　旅长：宋九龄（驻廊坊）
第5师　　　　　　　师长：赵恩臻（驻滦县）
辖：
第12旅　　　　　旅长：孙旭昌（驻滦县）
第33旅　　　　　旅长：范浦江（驻唐山）
第55旅　　　　　旅长：徐源泉（驻临沂）
第6师　　　　　　　师长：郭松龄（驻天津）
辖：
第2旅　　　　　　旅长；刘伟（驻蚌埠）
第34旅　　　　　旅长：陶经武（驻马厂）
第7师　　　　　　　师长：高维岳（驻锦县）
辖：
第5旅　　　　　　旅长：刘维勇（驻锦县）
第6旅　　　　　　旅长：刘振东（驻北镇）
第8师　　　　　　　师长：丁喜春（驻南京）
辖：
第25旅　　　　　　旅长：钱忠山
第35旅　　　　　　旅长：田德胜
第9师　　　　　　　师长：汲金纯（驻黑山）
辖：
第14旅　　　　　　旅长：杨德生（驻彰武）
第36旅　　　　　　旅长：李梦庚（驻新立屯）
第10师　　　　　　　师长：齐恩铭（驻秦皇岛）
辖：
第16旅　　　　　　旅长：温玉瓒（驻山海关）
第37旅　　　　　　旅长：刘连瑞（驻昌黎）
第11师　　　　　　　师长：汤玉麟（驻凤城）
（兼东边镇守使）
辖：
第7旅　　　　　　旅长：张龙文
第38旅　　　　　　旅长：孟昭山
第12师　　　　　　　师长：裴春生（驻绥中）
辖：
第4旅　　　　　　旅长：霁云（驻绥中）
第39旅　　　　　　旅长：朱继光（驻光城）
第13师　　　　　　　师长：张九卿（驻开平）
（骑兵.代蓟榆镇守使）
辖：
骑兵第3旅　　　　旅长：肖国庆（驻开平）
骑兵第6旅　　　　旅长：武汉卿（驻新民西丰）
炮兵第1旅　　　　旅长：邹作华（驻北镇）
炮兵第2旅　　　　旅长：魏益三（驻锦县）
工兵团　　　　　　团长：柏桂林（驻锦县）
第14师　　　　　　　师长：穆春（骑兵.驻通辽）
辖：
骑兵第1旅　　　　旅长：徐永和（驻通辽）
骑兵第7旅　　　　旅长：王永清（驻义县清河口）
独立第3旅　　　　旅长：齐占九（驻沈阳）
独立骑兵第8旅　　旅长：于芷山（驻梨树）
第15师　　　　　　　师长：张作相（驻省城）
辖：
第26旅　　　　　　旅长：李桂林（驻哈尔滨）
第10旅　　　　　　旅长：熙洽（驻省城）
后任：李杜
第16师　　　　　　　师长：于琛徵（骑兵.驻农安）
辖：
骑兵第10旅　　　　旅长：赵芷香（驻长岭）
骑兵第14旅　　　　旅长：杨遇春（驻扶余）
第8旅　　　　　　旅长：丁超（驻长春）
（吉长镇守使）
第9旅　　　　　　旅长：陈玉昆（驻依兰）
（依兰镇守使）
第13旅　　　　　　旅长：吉兴（驻延吉）
（延吉镇守使）
第18旅　　　　　　旅长：张焕相（驻哈尔滨）
（滨江镇守使）
第21旅　　　　　　旅长：李振声（驻宁安）
第17师　　　　　　　师长：万福麟（骑兵）
辖：
骑兵第4旅　　　　旅长：张殿九
骑兵第5旅　　　　旅长：马占山
陆军第11旅　　　　旅长：巴英额（驻黑河）
陆军第17旅　　　　旅长：张明九（驻呼伦贝尔）
（兼呼伦贝尔镇守使）
骑兵第2旅　　　　旅长：彭金山（驻泰来）
（兼东蒙剿匪司令）
步兵补充旅　　　　旅长：王×× （驻省城）
第18师　　　　　　　师长：吴俊升
辖：
第15旅　　　　　　旅长：梁忠甲（驻省城）
第22旅　　　　　　旅长：王树常（驻绥芬河）
第19师　　　　　　　师长：李爽恺（驻大名）
辖：
第41旅　　　　　　旅长：朱同勋（驻天津）
第43旅　　　　　　旅长：荣臻（驻保定）
直隶第1混成旅　　旅长：王丕焕（驻天津）
直隶第2混成旅　　旅长：马瑞云（驻易州）
直隶第3混成旅　　旅长：张宪（驻邯郸）
直隶第4混成旅　　旅长：胡毓坤（驻大名）
直隶第5混成旅　　旅长：朱益清（驻天津）
直隶第1补充旅　　旅长：吕正朝（驻保定）
直隶第2补充旅　　旅长：赫文衡（驻保定）
直隶第3补充旅　　旅长：尹立泰（驻天津）
第20师　　　　　　　师长：邢士廉（驻上海）
辖；
第24旅　　　　　　旅长：刘翼飞
第31旅　　　　　　旅长：朱栋臣（驻镇江常州）
第42旅　　　　　　旅长：朱鸣皋
徐海　　　　　　　镇守使：孙钵传（驻徐州）
1925年10月，东北陆军把东三省、热河省及直、鲁、苏、皖等省区军队编成6个军团，即：
东北陆军第1军团　　　　　　军团长：李景林
东北陆军第2军团　　　　　　军团长：张宗昌
东北陆军第3军团　　　　　　军团长：张学良
东北陆军第4军团　　　　　　军团长：韩麟春
东北陆军第5军团　　　　　　军团长：张作相
东北陆军第6军团　　　　　　军团长：吴俊升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职，宣布简化军事指挥系统，废除北方镇威军、直鲁联军、5省联军等名称，一律统称“安国军”。任命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为安国军第1——7个方面军军团长；又任张宗昌为海军总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兼第1舰队司令，吴志馨为海军第2舰队司令，周培炳为空军司令。
陆军第1方面军团　　军团长：孙传芳
辖：
第1军　　　　　军长：孙传芳（兼）
第2军　　　　　军长：郑俊彦
第3军　　　　　军长：李宝璋
陆军第2方面军团　　军团长：张宗昌
辖：
第1军　　　　　军长：张宗昌（兼）
第2军　　　　　军长：张敬尧
第3军　　　　　军长：程国瑞
第4军　　　　　军长：方永昌
第5军　　　　　军长：王栋
第7军　　　　　军长：许琨
第8军　　　　　军长：柴云升
第11军　　　　　军长：吴奠卿
第12军　　　　　军长：寇英杰
第13军　　　　　军长：刘志陆
第15军　　　　　军长：刘文钊
第22军　　　　　军长：许宝祥
第30军　　　　　军长：毛思义
第31军　　　　　军长；×××
陆军第3方面军团军团长张学良
辖：
第8军　　　　　军长：万福麟
第9军　　　　　军长：高维岳
第10军　　　　　军长：王树常
第11军　　　　　军长：富双英
第2军　　　　　军长：于学忠
炮兵军　　　　　军长：邹作华
陆军第4方面军　　　军团长：韩麟春（杨宇霆代）
辖：
第15军　　　　　军长：汲金纯
第16军　　　　　军长：胡玉坤
第17军　　　　　军长：荣臻
第29军　　　　　军长：戴翼翘
预备军　　　　　军长：富占魁
陆军第5方面军军团长张作相
辖：
第12军　　　　　军长：汤玉麟
第30军　　　　　军长：于芷山
第31军　　　　　军长：郑泽生
第15师　　　　　师长：张作相（兼）
陆军第6方面军团军团长吴俊升
辖：
第16师　　　　　师长：于琛徵
第18师　　　　　师长：吴俊升（兼）
第9旅　　　　　旅长：陈玉昆
第12旅　　　　　旅长：张明九
第18旅　　　　　旅长：张焕相
第21旅　　　　　旅长：李振声
第30旅　　　　　旅长：齐占九
骑兵第2旅　　　　旅长：程志远
陆军第7方面军团军团长褚玉璞
辖：
第6军　　　　　　军长：徐源泉
第14军　　　　　军长：孙殿英
第15军　　　　　军长：褚玉璞（兼）
第16军　　　　　军长：袁振青
第17军　　　　　军长：曲同本
第20军　　　　　军长：李藻麟
第21军　　　　　军长：王振
第23军　　　　　军长：杨晴臣
第28军　　　　　军长：纪元林
海军：　　　　　　　　总司令：张宗昌
　　　　　　　　　　　　　副司令：沈鸿烈
第1舰队　　　　　司令：沈鸿烈（兼）
第2舰队　　　　　司令：吴志馨
空军：　　　　　　　　司令：周培炳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迫于日本要求解决满蒙悬案的威胁和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压力，撤回东北遭日本侵略者的暗算被炸身亡。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三省及热河省易帜，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合作，东北地区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特任张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边防军的诞生，结束了奉军或奉系军阀的旧时代，东北军进入了国家军队的行列。此时东北军拥有的兵力达30万余众。
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1931年4月，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改组并建立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5月1日对东北军进行了改编。张学良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执行冀、晋、察、绥、辽、吉、黑、热8省军事事宜。当时的军、政主要负责人如下：
各省政府主席：
辽宁省　　　主席：翟文选　　藏式毅
吉林省　　　主席：张作相
黑龙江省　　　主席：常荫槐　　万福麟
热河省　　　主席：汤玉麟
河北省　　　主席：王树常
察哈尔省　　　主席：刘翼飞　　宋哲元
山西省　　　主席：商震
绥远省　　　主席：李培基　　傅作义
北平市　　　市长：周大文　　胡启愚
天津市　　　市长：张学铭
青岛市　　　市长：胡启愚　　沈鸿烈

海陆空副司令行营系列
副司令：　　　张学良
参谋长：戢翼翘
秘书长：王树翰
参谋处：
处长：陈钦若　　副处长：董舜臣
秘书处：
处长：叶弼亮　　副处长：周从政
副官处：
处长：汤国桢　　副处长：何立中
总务处：
处长：朱光体　　副处长：沈祖同
经理处：
处长：苏全斌　　副处长：赖恺元
军医处：
处长：刘荣绂　　副处长；陈国瑞
军法处：
处长；颜文海　　副处长；唐奎斌
秘电处：
处长：蒋斌
党务指导委员：　彭济群

（一）陆军
1、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步兵旅
独立第7旅　　　　　　旅长：王以哲（驻沈阳）
独立第8旅　　　　　　旅长：丁喜春（驻打虎山）
独立第9旅　　　　　　旅长：何柱国（驻山海关）
独立第10旅　　　　　旅长：刘翼飞（驻兴城）
独立第11旅　　　　　旅长：董英斌（驻前所）
独立第12旅　　　　　旅长：张迁枢（驻锦州）
独立第13旅　　　　　旅长：李振唐（驻昌黎）
独立第14旅　　　　　旅长：陈贺群（驻山海关）
独立第15旅　　　　　旅长：姚东藻（驻高桥）
独立第16旅　　　　　旅长：缪微流（驻新立屯）
独立第17旅　　　　　旅长：黄师岳（驻昌图）
独立第18旅　　　　　旅长：杜继武（驻大凌河）
独立第19旅　　　　　旅长：孙德荃（驻盘山）
独立第20旅　　　　　旅长：常经武（驻洮南）
独立第21旅　　　　　旅长：赵芷香（驻宁安）
独立第22旅　　　　　旅长：苏德臣（驻双城）
独立第23旅　　　　　旅长：李桂林（驻长春）
独立第24旅　　　　　旅长：李杜（驻依兰）
独立第25旅　　　　　旅长：张作舟（驻永吉）
独立第26旅　　　　　旅长：邢占清（驻哈尔滨）
独立第27旅　　　　　旅长：吉兴（驻延吉）
独立第28旅　　　　　旅长：丁超（驻长春）
独立第29旅　　　　　旅长：王永盛（驻龙江）
独立第30旅　　　　　旅长：于兆麟（驻八面城）
独立第31旅　　　　　旅长：富春（驻围场）

陆军第36师　　　　　师长：汤玉麟（兼）
第106旅　　　　　　　旅长：张从云（驻承德）
第107旅　　　　　　　旅长：董福常（驻凌源）
第108旅　　　　　　　旅长：刘香九（驻隆化）

吉林卫队团（682团）：
团长：冯占海（驻永吉）

2、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骑兵旅
独立第3旅　　　　　旅长：张树森（驻哈尔滨）
独立第4旅　　　　　旅长：张希鹏（驻通辽）
独立第5旅　　　　　旅长：李福和（驻抚宁）
独立第6旅　　　　　旅长：白凤翔（驻榆关）
独立第7旅　　　　　旅长：常尧臣
独立第8旅　　　　　旅长：程志远（驻满洲里）
独立第1师　　　　　师长：张诚德
黑龙江骑兵独立团（55团）
团长：吴松林（驻克山）

3、国民革命军独立炮兵旅
独立第6旅　　　　　旅长：王和华（驻北镇锦县）
独立第7旅　　　　　旅长：乔方（驻山海关北镇）
独立第8旅　　　　　旅长：刘翰东（驻锦县）
独立炮兵第19团　　　团长：穆纯昌（驻长春）
独立炮兵第20团　　　团长：朴炳珊（驻泰安）

4、国民革命军陆军工兵团
工兵第11团　　　　　团长：杜继纲（驻义县）
工兵第11营　　　　　营长：佟荣甫（驻永吉）
工兵第12营　　　　　营长：刘润川（驻龙江）

5、辎重干部教导队　　队长：牛元峰（驻新民）
6、战车队（坦克营）　队长：李振远
7、铁甲车队　　　　　队长：曹罗章（驻沟帮子）
8、通信大队　　　　　队长：杜振（驻沟帮子）
9、交通旅　　　　　　旅长：蒋斌
10、探照灯队　　　　队长：金忠山
11、军乐队
辖：
第1队　　　　　队长：黄继德
第2队　　　　　　队长：张凤岐
12、卫队统带部
统带：刘多荃　　　参谋长：王秉铖
卫戌队　　　　　　　队长：谭海
步兵总队　　　　
　　　　　　　队长：戴联玺
辖：
第1队　　　　　　队长：杜长龄
第2队　　　　　　队长：汲绍刚
第3队　　　　　　队长：荣子恒
骑兵队　　　　　　队长：吴泰勋
13、东北宪兵
东北宪兵司令部　　　　司令：陈兴亚（驻沈阳）
　　　　　　　　　　　　　副司令：邵文凯（驻北平）
　　　　　　　　　　　　　副司令：李润（驻山西）
辖：
第1大队　　　　　大队长：杨洪基（驻沈阳）
第2大队　　　　　大队长：祝恩海（驻沈阳）
第3大队　　　　　大队长：刘景泉（驻山海关）
第4大队　　　　　大队长：傅常瑞（驻沈阳）
第5大队　　　　　大队长：张江清（驻永吉）
第6大队　　　　　大队长：魏福海（驻龙江）
14、兴安区屯垦公署
督办公署　　　　　　　督办：邹作华（驻洮安）
屯垦军统带部　　　　　统带：苑崇古
辖：
第1团　　　　　　团长：苑崇古（兼）（驻索伦）
第2团　　　　　　团长：张毓龙（驻葛根庙）
第3团　　　　　　团长：赵冠五（关玉衡代）
（驻苏鄂公府）
15、省防军
黑龙江陆军第1旅　　　旅长：张殿九（驻扎兰屯）
黑龙江陆军第2旅　　　旅长：苏炳文（驻海拉尔）
黑龙江陆军第3旅　　　旅长：马占山（驻黑河）
卫队团　　　　　　　　团长：徐宝珍（驻龙江）
热河骑兵第9旅　　　　旅长：崔兴武（驻开鲁）
热河骑兵第10旅　　　旅长：石文华（驻赤峰）
16、镇守使
东边道　　　　　　　　镇守使：于芷山（驻山城镇）
洮辽　　　　　　　　　镇守使：张海鹏（驻洮南）
滨江　　　　　　　　　镇守使：丁超（驻哈尔滨）
延吉　　　　　　　　　镇守使：吉兴（驻延吉）
绥宁　　　　　　　　　镇守使：赵芷香（驻宁安）
吉长　　　　　　　　　镇守使：李桂林（驻长春）
依兰　　　　　　　　　镇守使：李杜（驻依兰）
黑河警备司令部　　　　司令：马占山（驻黑河）
哈满警备司令部　　　　司令：张殿九（驻扎兰屯）
呼伦贝尔警备司令部　　司令：苏炳文（驻海拉尔）
临绥驻军司令部　　　　司令：于学忠（驻山海关）

（二）海军
东北海军司令部　　　　司令：张学良（兼）
　　　
　　　　　　　　　　　　　　副司令：沈鸿烈（驻青岛）
东北海军第1舰队　　　队长：凌霄
东北海军第2舰队　　　队长：袁方乔
东北江防舰队　　　　　队长：谢刚哲

（三）空军
东北航空司令部　　　　司令：张学良（兼）
　　　　　　　　　　　　　　　　　张焕相（代）
　　　　　　　　　　　　　副司令：徐世英（驻沈阳）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主力到了关内，讨伐石友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一部分主要将领当了汉奸，叛国投敌，效忠日寇，为虎作伥。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被东调整编。1945年8月15日，日寇战败投降，东北军又参加了内战。在解放战争中，东北军一部分在战场上被俘、投诚、起义和接受改编；一部分被改造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余的部分成了国民政府的殉葬品。至此，从1928年12月29日至1949年5月26日，历时21年的东北军宣告“寿终正寝”。

　　北满地区系指哈尔滨以北、松花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九·一八”事变前，在中共北满特委的领导下，这个地区的阿城、呼兰、珠河、依兰、通河、汤原、庆城（今安庆）等县都建立了党组织，并开展了党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广大群众纷纷拿起武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义勇军、红枪会等抗日武装遍布北满各地。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满洲省委将北满特委撤消，建立了哈尔滨市委和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党组织为创建抗日武装进行了艰苦的工作。

　　1、巴彦游击队的创建：

　　1932年5月，中共党员原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张甲洲，发动在北平就学的东北籍同学张文藻、郑炳文、于九公（于天放）、张清林等人回到家乡巴彦县组建了一支抗日队伍，命名为“东北工农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张甲洲任总指挥，原巴彦县保卫团总王家善任副总指挥，原巴彦中学校长孔庆尧任参谋长。下辖2个中队，约有200余人。

　　中共满洲省委很重视这支抗日武装。为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派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等同志到该师工作，并帮助张甲洲整顿了部队。整顿后的队伍，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参谋长。下辖3个大队，1个模范队（后称少年队）。全师共有700余人。第1大队长张清林，第2大队长夏尚志，第3大队长呼青山，模范队长由赵尚志兼。此外，还成立了教导队、宣传队，在游击队内秘密成立了党的干事会，以加强队内党的工作。

　　1932年11月，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义勇军江北独立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为师长，赵尚志为政治部主任。原师辖的3个大队改编为3个团。此后，游击队即执行“北方会议”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使部队脱离群众，十分孤立，活动更加困难。后部队远征庆城、铁力、安达等地，虽取得一些胜利，但因扩大了打击面，部队内部也产生了分裂现象。队伍于东进途中，因违背了民族政策，缴了鄂伦春族猎人武器，使部队遭其连续追击而被打散。以后转赴铁力、庆城，又遭伪军和地主反动武装袭击，不久即全部溃散。赵尚志被错误处理，到哈东一带从事创建抗日武装工作，张甲洲也到富锦一带进行秘密抗日活动。巴彦游击队曾发展到很大规模，但是并没有坚持下去，最终失败了。

　　2、珠河反日游击队的创建：

　　1933年初，赵尚志到宾县义勇军孙朝阳部当马夫，在一次危难之中，赵尚志提出建议使部队化险为夷，并取得战斗胜利，被孙朝阳任命为参谋长。同年秋，孙朝阳在奸细的挑拨下，准备杀害赵尚志。赵尚志得知消息，即与李启东等7人携枪离队，于9月间找到珠河中心县委。

　　1933年10月，在县委领导下，于珠河三股流成立“珠河反日游击队”，赵尚志被推举为队长，共有队员13人。翌年初，队伍扩大到70余人，李福林任政委，并建立了党的支部，以后多次进出中东铁路南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并获胜。

　　3、汤原游击队的创建：

　　汤原县是松花江下游的一个中心城镇，1930年建立中共汤原县委，1931年改为汤原中心县委，领导附近的依兰、通河、富锦、佳木斯等地党的基层组织。

　　1932年春，中共满洲省委派省委秘书长冯仲云赴汤原指导游击队的创建工作。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经过积极的宣传和认真的培训骨干，于1932年10月上旬，在汤原城北半截河子村建立了汤原游击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汤原游击中队”，中队长李福臣，参谋长李仁根，下设3个小队，戴鸿滨、颜庆林、孙盘铁分别担任小队长。由于游击队缺乏经验，使人枪分家，遭土匪抢劫，武器尽失，第1次建队失败。

　　1932年11月，汤原中心县委派人接应哗变的士兵，计划泄露，策动哗变失败。此后，又派人到另一支伪军中做工作，并秘密成立了哈东义勇军，因该队伪军领导人率队投降，争取伪军工作再次受挫。

　　1933年1月，汤原中心县委以戴鸿滨等人的原游击队员为基础，吸收一部分反日会员共60余人，在鹤立北7号屯重建了反日游击队。县委任命张福林为队长，王永江为党代表，李仁根为参谋长，戴鸿滨仍为小队长。为便于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共同行动，对内则称反日游击队，对外则报号“仁合”队，并先后吸收了一些小股抗日武装。后因党代表王永江被杀害，队伍分裂，游击队又遭失败。

　　1933年底，汤原中心县委认真总结了两次创建游击队失败的经验教训，重建了汤原游击队，戴鸿滨任队长，张兴德任政治部主任。重建的汤原游击队，打击并清除了太平川附近的伪军警武装，在太平川建立起游击根据地，使游击队有了立足和休整之地。

　　4、海伦游击队的创建：

　　海伦县党组织发展较晚，1932年北满特委派原在马占山部学生团里的中共党员雷炎（李辉）回海伦开展活动。同年夏，雷炎通过进步青年顾旭东策反他在伪军中的哥哥顾风哗变抗日。顾风哗变后成立抗日义勇军，编成1个团，约200人，但不久，顾风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牺牲，这支队伍后来西去德都、克山等地活动，于1933年7月间自行瓦解，海伦党组织创立游击队工作失败。

（1936年2月20日）

全中国同胞们！

全东北一切抗日武装军队同志们！

　　日本强盗帝国主义，以“防共自治”为借口，夺我黄河以北五省，更以“日华提携”欺世盗言，想要实现吞并我全中国，日本寇贼近来更加紧向和平的苏联国屡屡挑战，同时又与意、德两国勾结，作对抗英、美、法的大战准备。日寇险狠，益见暴露。

　　日寇企图军事的冒险，必造成世界二次大战，使我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生命财产做大战的牺牲品，完全变做亡国奴牛马奴隶。

　　每一个有热血、有头脑的中国人都知道：除抗日以外无生路。因此自去年秋天以来，全中国南北各地勃发抗日救国运动，中间经过虽有曲折，可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成为全中国同胞一致的思想行动了。

　　现在全中国正走向“组织国防政府，建立全国抗日联军，实行全国总动员，对日抗战……”，这一抗日救国运动，实为我中华民族国家解放自由发展的关键。

　　我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各军，反日联合军第四、五、六各军，各反日游击队，为收回东北领土，为保卫中华祖国，四年以来在全东北反日总会领导下与我各反日救国武装同志及反日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强盗帝国主义，作游击战争，誓必奋斗到底。现在随着全国救国运动之转移，使抗日军队组织越加巩固与行动统一。因此，不但将我各军军队建制，名称的不同，完全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同时并宣布下列各条：

　　（一）东北抗日联军在政治上、在民众救国运动紧密关系上，完全接受东北反日救国总会领导。

　　（二）凡中国同胞及一切反日武装军队，不分宗教，不论政治派别，不论任何社会团体或个人，不分性别，不分穷富，只要是抗日救国，我东北抗日联军便与其行动一致，因此对于海内外同胞暨南京政府内反日派别、在野政党、军政名流以至中国苏维埃红军最近抗日救国的一切主张均竭诚拥护。

　　（三）我东北抗日联军随时准备参加全国统一之抗日联军军队编组，同时欢迎目前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之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并由公意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四）凡被压迫民族，高丽人、内蒙古人、台湾人、个人或团体，或军队，我东北抗日联军均一律欢迎参加，结成弱少民族联合战线对抗日本强盗帝国主义，并愿与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友好提携，同时与目前在国际政策上对日寇立于反对地位，例如英、美、法等及其他反日国家，均为我联军所同情，互为赞助。

　　（五）昨日即为国贼汉奸，作日寇的间谍走狗者，今天若能悔过自新，回念中华祖国民族的生存而欲反正抗日救国者——我联军完全不咎既往，愿诚意与之作今后抗日新提携。

　　亲爱的同胞们！抗日武装同志们！日本强盗帝国主义，他并不是什么真正强盛的国家，而是一些少数人财政寡头、贵族、地主、军阀吮吸一切普通人类鲜血的寄生虫集团，他们——日本帝国主义处在国际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阶段，只有对自己本国内民众更加压迫、榨取，对国外进行强盗战争，以便市场抢夺，寄生虫日本强盗帝国主义才能生活。它好比吗啡鬼，表面上蒙着红绿彩色的人造丝织物，遮盖自己的吗啡针眼，它又好比“盲人骑瞎马”，夜半走哈塘（陷坑）希图侥幸往前乱闯。

　　我们中国海内外同胞应一致团结起来，铲除穷凶极恶的寄生虫、魔鬼——日本强盗帝国主义，我们从古今中外一切历史事变以及最近阿比西尼亚反抗意大利的侵略战争的例子来看，我们深信，中国抗日救国终久必能达到成功胜利。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族人民、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山林队为基础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力量。因其不代表政府，故统称之为抗日义勇军。它的活动遍布于东北全境。尽管它的成分极其复杂，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但是，不管是哪个阶层，都自发地站在爱国反帝的旗帜下，勇敢地反抗侵略。东北义勇军的兴起，激发了全东北各阶层人民的抗战意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掀开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因此，东北义勇军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并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和赞扬。

　　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短期内发展到30余万之众，不仅包括了东北各个阶层的人民，而且还有道士、和尚以及绿林武装都积极参加，就连东北军的十几个正规旅也违反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投入了抗日的行列。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反映了东北各族人民热爱祖国、保卫家园和自己的生存、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正义感；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重要体现。它继承和发扬了爱国反帝的传统，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也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爱国斗争消耗了日军大量财力物力，消灭了大量日军和伪军，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日本掠夺东北战略资源、变东北为其殖民地的进程，也延缓了日本侵略者进攻华北的战略布局。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虽然失败，队伍溃散，但是它完成了揭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序幕的历史使命。为反抗日本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生存而英勇献身的义勇军广大将士，是光荣的爱国者，是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先驱。

　　东北义勇军的失败，证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抗日游击战争就不可能坚持到底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东北义勇军的失败，是由于日军的猖狂进攻和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的阻挠破坏，加之义勇军本身缺乏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以及无战备后援等弱点。特别是义勇军多是激于民族义愤，一哄而起，缺乏共同奋斗的纲领，缺少严密的组织纪律，尤其在战斗中很难协同动作，在日军进攻面前，各自保存实力，不能为全局的需要而作出局部的牺牲。虽然中共满洲省委和地方党组织曾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到一些抗日义勇军中开展工作，对义勇军开展抗日斗争起了积极作用，但力量弱小，不能左右抗日义勇军领导的决策，也无力解决义勇军内部成份复杂和思想复杂等问题。由于以上各种原因，抗日义勇军不到两年即大部陷于瓦解，东北人民的抗日高潮随之转到低潮。但是，东北人民自发地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强敌入侵面前敢于斗争的精神，在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历史上，在东北抗联14年斗争的历史上，都是有其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的，同时，它对尚在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外来侵侮的国家和民族，亦有可鉴之处。

　　1、南满地区

　　中共满洲省委为在南满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和省委决议，在1933年7月1日给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的信中明确指示“……决定今后要扩大游击运动，建立抗日根据地；”，磐石中心县委于同年8月27日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落实省委的指示，指出：“按照军事上必要和将来在南满全局活动的情形，必须活动到辉南、桦甸、金川、柳河、海龙等地”。县委这一决议，在各地的实际斗争中逐步得到了贯彻执行。

　　1）磐石抗日游击根据地：分布在以红石砬子、石虎沟、排子等地为中心的磐西、磐北、磐东地区；游击区则分布于8个县境，即：吉林省的磐石、双阳、伊通、桦甸、永吉边界地区和原辽宁省属的西安（今辽源）、东丰、海龙等；

　　2）河里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分布于濛江、柳河、临江、金川、辉南、通化等县境；

　　3）老岭山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分布于抚松、长白、辑（集）安、宽甸、本溪、清原、西丰等县境；

　　4）老秃顶子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分布于桓仁、兴京等县境。

　　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开展游击战争的依托，南满抗日游击区成为东北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和中心之一。南满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游击区，对于东北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东满地区

　　自1933年6月至9月，东满地区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之后，从军事工作到根据地工作和党的工作逐步有所转变，从而对于东满各地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大荒沟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珲春县的英安、密江两乡北部，距珲春县城约90华里，包括中岗子、三安（下中沟）、上中沟、清水洞、荒沟、东沟、北沟、大槟榔沟、小槟榔沟、徐大马沟、杨木桥子等自然屯，居民共有1000多户，面积大约有1000多平方公里，创建于1932年，1934年4月撤离；

　　2）烟筒砬子抗日根据地：位于珲春县杨泡乡东南部和马滴达乡南部，距珲春县城东60华里，包括西沟、东沟、葫芦鳖、南别里、南沟、官道沟等自然屯，创建于1932年秋，东起南沟河，西达大马鞍山，南接中苏分界线，北至珲春河，面积大约1000平方公里，创建于1933年夏，1934年7月撤离；

　　3）八道沟抗日根据地：原属延吉县，位于今龙井县八道乡所在地东北部长胜村一带和延吉市烟集乡石人村一带的偏僻山区。创建于1932年，1934年战略转移；

　　4）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原属延吉县，位于今龙井县北部，处于龙井、汪清两县的交界处。包括王隅沟、南洞、松林洞、凤栖洞等几个较大的自然屯，当年住有1000多户。创建于1932年11月，1935年1月撤出转移；

　　5）渔浪村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和龙县卧龙乡，距县城西北约40华里的偏僻山区。创建于1932年冬，1935年1月撤出转移；

　　6）三道湾抗日游击根据地：原属延吉县，位于今龙井县北部，当时地处敦化、延吉、汪清县连接地，是一个由北向南伸展的峡谷地区。创建于1933年，1935年撤出；

　　7）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汪清县东光乡东林村，距县城东南约25华里，中心地在东林村东南约4华里处的板石山东边（当年叫马村），以及东林河南岸的梨树沟一带，长约20多华里，宽约4华里,地处偏僻山区，是一个小村落，仅有几十户朝、汉族居民，其中朝鲜族占多数。创建于1932年4月，1934年1月撤消转移；

　　8）腰营沟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汪清县鸡冠乡腰营沟和塘石河子沟。创建于1933年春，1935年3月撤消转移；

　　9）车厂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原属安图县，位于古洞河上游的河谷岔地，和龙、安图两县交界处，今属和龙县卧龙乡和安村。创建于1935年1月，同年10月撤离转移；

　　10）罗子沟抗日根据地：位于汪清县城东北200华里处，四面丛山环抱，绥芬河穿流其中，居民总户数1929年统计为2600户，其中汉族1700户，朝鲜族900户。创建于1935年春，1936年2月撤离转移；

　　11）奶头山抗日根据地：位于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东南50华里的丛山林海之中的奶头山村。创建于1935年冬，1936年3月撤离。

　　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的依托和发展的基地，是东满地区各民族的希望所在。

　　3、哈东地区

　　1）三股流抗日游击根据地：1933年底，珠河反日游击队在中东路东段路南建立；

　　2）侯林乡抗日游击根据地：1934年春，珠河反日游击队在中东路东段路北建立；

　　哈东游击根据地对于东北抗日战争的贡献是重大的，仅珠河地区从1933年秋至1935年10月，在农民委员会的主持下便为我军提供了20万斤以上的粮食，输送参军的战士约1000人以上。哈东群众为此称抗日根据地是“红地盘”，而敌人则称之为共产党的“哈东乐园”。

　　4、密、勃、依、方4县

　　1）哈达河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4年3月，密山游击队创建；

　　2）大罗勒密抗日游记根据地：1935年夏，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创建；

　　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在根据地主要依靠向采伐木业者征收“救国捐”来解决其经济来源问题；

　　5、绥宁地区

　　1）宁安东南山抗日游击根据地：1934年5月，宁安游击队创建；

　　2）额穆抗日游击根据地：1935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创建；游击根据地因部队流动性大，不够稳固，但是，对于绥宁反日同盟军和反日联合军第5军的抗日游击战争，还是起到了十分重要达到支持作用的；

　　6、汤原地区

　　1）太平川抗日游击根据地：1935年秋，汤原反日游击队创建；

　　1934年至1935年这一时期，汤原游击根据地初具规模，有野战医院和被服厂、抗日救国会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为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7、饶河、虎林地区

　　1）爆马顶子抗日游击根据地：1934年2月，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创建；

　　游击根据地方圆80华里，根据地内建立了反日总会、农民委员会等组织。反日总会与农民委员会在中共饶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抗日政权的所有职能。

　　1933年至1935年，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随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斗争逐步由低潮转向高潮，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也在不断地扩大。至1935年末，东北已经形成了大小8个抗日游击区，即：

　　南满抗日游击区

　　东满抗日游击区

　　绥宁抗日游击区

　　密山、勃利抗日游击区

　　饶河、虎林抗日游击区

　　汤原抗日游击区

　　方正、依兰抗日游击区

　　珠河、五常抗日游击区

　　抗日游击区其地域包括哈尔滨至大连铁路以东、松花江两岸的吉林省、辽宁省东部、黑龙江省一部大约50余县的范围。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军民所开辟的这些抗日游击区，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战场和东北抗日斗争的中心。

　　东满地区系指原吉林省东南部地区，即今延边地区，包括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敦化等地，既是朝鲜族聚居的地区，也是抗日武装斗争开展较早的地区。

　　1919年朝鲜爆发“三·一”运动后，一大批朝鲜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流亡到东北从事爱国独立运动和革命活动，东满地区的延吉县成为朝鲜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中心。“九一八”事变更加激起广大朝鲜族人民群众的仇恨，他们和广大汉族群众一起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中去打击敌人。

　　为了加强对东满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满洲省委早在1928年就派党员到这里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1928年夏成立了东满区委。1930年8月，建立延和中心县委；1930年10月成立东满特委，廖如愿任书记，王耿任组委，朱某任宣委，杨林任军委，党员发展到600多人。

　　1931年秋，在中共东满特委和朝鲜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发动了秋收斗争和1932年的春荒斗争，在此基础上，各县比较普遍地建立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等群众组织。

　　1932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发出指示，要求把建立抗日游击队、开展反日游击战争作为东满党的主要任务，为此，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根据上级指示，部署建立游击队的工作，到1932年秋，全区各县相继建立了十几支反日游击队。

　　1932年春，延吉游击队成立，它是东满地区创立较早的一支抗日武装。游击队负责人为林承奎、崔贤、朴春、朱镇等，约有40余名队员。同年9月，延吉游击队扩编成延吉游击大队，任胜奎为队长，朴吉任政委，全队约130余人；

　　1932年春，汪清游击队成立，队长金哲，全队共30人。后救国军前敌司令吴义成率队来到汪清县，汪清县委派李光等10余名同志前去参加救国军，吴义成接纳他们为救国军别动队，后来也成为汪清游击队的骨干力量。

　　1932年11月，汪清游击队、别动队与由安图、宁安转来的两支反日游击队合并，正式成立了汪清反日游击大队，大队长为梁成龙，政委为金日成，队员90多人，编成3个中队。另外，县委还领导成立了少先队和自卫队400人，作为游击队的后备；

　　1931年12月，中共珲春县委建立了军事准备委员会，在大荒沟和烟筒砬子抽出一批党团员进行军事训练，于1932年1月在大荒沟成立了突击队，队长姜锡焕，政委方铁山，参谋长李国镇，队员15人。

　　1932年3月，在烟筒砬子也成立了突击队，命名为珲春游击队，队长姜一武，队员20人。

　　1932年7月，这两支突击队分别改编为珲春岭南反日游击队和珲春岭北反日游击队。岭南游击队队长姜一武，政委林青；岭北游击队队长为姜锡焕，政委朴斗南（后叛变）。同月，救国军王玉振旅第13连连长孔宪琛带领16人加入岭北游击队。

　　1932年11月，岭南、岭北两个游击队合并，成立了珲春县游击队，编为1、3两个大队。第1大队长林青，政委崔斗星，以烟筒砬子为根据地活动；第3大队长孔宪琛，政委尹锡元，以大荒沟为根据地活动。

　　1933年2月，救国军吴义成部溃散后，有30余人加入了珲春游击队，至此该队共有120人，于1933年4月，成立了珲春游击总队，总队长孔宪琛，政委朴泰益；

　　1932年初，和龙县委在开山屯、大砬子、平岗等地建立赤卫队、突击队进行夺枪斗争。1932年7月，手枪队成立，队长蔡奎镇；开山屯游击队成立，队长车龙德；大砬子游击队成立，队长金昌涉；平岗游击队成立，队长金世，指导员崔成权。

　　1932年12月，这几支游击队合并，成立了和龙反日游击中队，中队长金世，政委金嫂，下设2个小队，全队40余名。1933年3月，改编为和龙游击大队，大队长张承汉，副大队长金昌涉，政委车龙德，全队发展到80余人。

　　东满各县游击队成立后，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选择反日运动有广泛基础又有相当的武装力量以及地势适于防守的地区，陆续建立起一些抗日游击根据地。如延吉游击队的依兰区、瓮区；珲春游击队的大荒沟、烟筒砬子；和龙游击队的渔浪村；汪清游击队的嘎呀河和大、小汪清等多块游击根据地。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援，到1933年5月后，东满全区游击队已发展到约500余人，440余支枪，成为东满地区打击日伪军的一支有生力量。

　　东满各县的游击队在东满特委和各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同日伪军的频繁战斗中，顽强奋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干扰，防碍了游击队的迅速发展和壮大。

　　黑龙江省境内的抗日义勇军主要有两支,其斗争以嫩江桥抗战为起点：

　　1、马占山部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前后，黑龙江省驻有东北军约3万人，分驻黑河、扎兰屯、海拉尔、满洲里、拜泉等地。当时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不在东北，马占山部在黑河，任职于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3旅长。

　　1931年9月25日，日军上田大队占领洮南，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降日军，并自称边境保安司令，宣布与张学良脱离关系，至此，日军完成了作好进攻黑龙江省的准备。

　　1931年10月10日，张学良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司令官、军事总指挥，同时任命谢珂为军事副指挥兼参谋长，共同维持黑龙江省局面，以安定民心，统一军事指挥，抗击日军进犯。

　　马占山，1885年出生，奉天怀德（今吉林公主岭）人，字秀芳，贫苦农民出身。18岁时为地主放牧，因丢失一匹马，被抓进官府遭毒打并被逼赔偿，后马跑回，地主不退钱，一怒之下，马占山上山落草，不久被推为头领。清光绪34年（1908年），马占山决定“金盆洗手”，率弟兄接受清政府收编。宣统3年（1911年）被清军统领吴俊升赏识提拔为哨长（相当于连长）。至1925年，马占山逐步由连长被提升为旅长。1928年6月4日，日本侵略者炸死张作霖和吴俊升，马占山发誓“公仇私恨，必报复之”。1930年，马占山任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3旅旅长。

　　日军进攻黑龙江，利用汉奸张海鹏部打头阵，张海鹏死心塌地地效忠日军，于1931年10月13日令其所部旅长徐景隆率3个团为先锋向嫩江桥进犯。10月15日，张海鹏率日军20余人抵泰来督战。10月16日拂晓，日军派出2架飞机在嫩江桥上空盘旋助战，地面张海鹏所部向嫩江桥发起攻击。江桥以北黑龙江省驻军，在团长徐宝珍指挥下沉着应战，开炮还击，张海鹏所部汉奸旅长徐景隆触雷身亡，军阵大乱，江桥守军乘势出击，伪军伤亡惨重，溃退而走。为防日伪军再犯，守桥驻军将嫩江桥炸毁3孔。

　　1931年10月19日，马占山抵达哈尔滨，当晚乘火车到达省会齐齐哈尔，翌日即宣誓就职，布告安民，致电前线将士奋勇杀敌，以尽守土之责。

　　1931年10月22日，马占山发表了对日抵抗宣言：“当此国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尔后凡侵入我境者，誓必决以死战。”接着，任命省城警备司令、公安局长，整顿、维持社会秩序，加强军事部署，增派兵力，调派2个骑兵旅、3个步兵团、1个新编步兵旅、1个炮兵团，共约1.3万余人全部开往嫩江桥附近备战，加强江桥防务，时刻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1931年10月24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致书马占山，要其让出省城由张海鹏代之，并连续3次照会，威逼马占山立即修复江桥，否则将以武力解决。同时，调日军第2师团组织对黑龙江的进攻。马占山以强硬措辞驳斥日军无理要求，并召集各界要员会议，表示自己守土有责，决不放弃寸土尺地，与日军拼命，保护领土、保护人民的决心，鼓舞士气。

　　1931年10月28日，日军大批援军相继进至洮南、泰来一带。

　　1931年11月3日，马占山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

　　1931年11月4日，日军主力一部和张海鹏部共约40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江桥守军发起进攻，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抗击，至晚8时，日军攻势遭挫后败退。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守军首次有组织的抗击日寇侵略的、著名的“江桥抗战”。翌日拂晓，日伪军8000余人，在百余门大炮和20余架飞机配合下，再次向江桥守军发起强攻。日伪军死伤近千人，进攻之敌再次被击退。

　　由于日军不断增援，而马部却是孤军奋战，虽连续3次反击日伪军获胜，但自己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至11月18日，马占山下令守军撤往齐齐哈尔；11月19日晚5时，日军5000余人进占省城齐齐哈尔。

　　1931年11月21日，马占山率部退至克山、拜泉、海伦等地，继续抗敌。

　　江桥抗战，是东北军爱国官兵违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壮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赢得了国际进步舆论的赞扬，更获得了东北人民的支持。江桥抗战，驰名中外。由于江桥守军的英勇抗战，迫使日本关东军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才战领齐齐哈尔，延缓了日本侵略者北进龙江、南攻锦州的步伐。尽管江桥抗战不能改变蒋介石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却极大地鼓舞了东北各族人民的爱国热忱，推动了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揭开了东北军民有组织地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的序幕。

　　江桥撤退后，马占山、谢珂等一面整顿部队，一面以黑龙江省政府名义令各县广泛组织地方武装，同时注意收编或联络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了黑龙江省的抗日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日军加紧了对马占山的诱降活动，以允许保持实力、保持龙江自治、仍任黑龙江省主席等为条件，从1931年12月中旬开始，先后两次派人对马占山劝降。由于马占山对时局缺乏冷静、正确的认识，幻想以妥协求苟安，终于在1932年2月16日赴沈阳参加了他与张景惠、藏式毅、熙洽等所谓筹建伪“满洲国”的四巨头会议。马占山在会议期间察觉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因此未在日方草拟的“建国宣言”上签字，但接受了伪黑龙江省省长的职务，于2月24日返回齐齐哈尔，2月25日就职。

　　马占山的动摇变节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各地纷纷发电斥责，谢珂、苑崇谷等部愤而出走，对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产生了不利影响。

　　1932年3月9日，马占山赴长春参加伪满洲国建国大典，被任命为伪军政总长。马占山惟恐调赴长春上任会失去黑龙江省地盘和军权，加之日本人在他任省长后对他进行种种要挟和控制，使他深受触动，全国各界的舆论谴责也促进了他的觉醒。中旬，张学良派人潜回齐齐哈尔，劝他反正。为此，他决计出走，再度抗日，没在长春就职。

　　1932年4月2日，马占山以亲往海伦一带处理部队不稳行动为由，离开齐齐哈尔，秘密出走黑河，于4月3日在拜泉召集军事会议，研究对日作战问题。4月7日抵黑河，再组黑龙江省政府，通电反正，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表示“一息尚存，誓本以身许国之初衷，决不负其许之主意”，重举抗日大旗，将民间自发组织的红枪会、大刀会等抗日武装编成11支义勇军，将原有的部队整编为9个旅，共同组成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马占山任司令。同月，马占山召集黑龙江省军政要员，召开军事会议，并邀请吉林自卫军代表参加，共同研究吉林、黑龙江省抗日义勇军的联合作战问题，并作出了互相配合的行动方案。从4月下旬至6月下旬，马占山率义勇军攻击哈尔滨受挫，绥化、海伦、克山、拜泉、呼兰相继失陷，义勇军向绥化以北撤退。

　　1932年6月末，马占山将所部编为3个军，任命邓文为第1军军长，吴松林为第2军军长，李忠义为第3军军长，继续联络吉林自卫军，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曾先后袭击和攻占了克山、克东、通北、东兴、木兰、通河等县城，破袭中东、洮昂等铁路。后遭日军大部队追歼，损失严重。马占山于同年9月中旬脱险后，重整队伍，新编了第4、5、6军，并于10月中旬率第4军围攻拉哈日军，歼敌600余人，后日军援兵赶到，被迫撤离该地区，10月底，马占山率部退至满洲里。

　　围攻齐齐哈尔失利后，义勇军撤至拜泉。从11月下旬开始，日军调集千余人向义勇军立足点——拜泉进攻，义勇军弹尽援绝，拜泉失守。12月初，马占山率部进入苏联境内，拟寻机再起，然终未实现。

　　马占山于1933年6月经欧洲回国，曾向蒋介石要求率东北义勇军继续抗日，未获应允，乃寓居天津租界。

　　1936年12月，马占山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1937年8月，被任命为东北挺进军司令，在察哈尔、绥远（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古中西部）等地坚持抗战。抗战胜利后，马占山的2个骑兵旅曾参加国民党军守大同和进攻张家口的战斗。

　　1946年9月，马占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后，将所部交予傅作义指挥，随后在北平（今北京）养病。

　　1949年初，马占山曾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并建议傅让邓宝珊做同中共谈判的代表，为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1950年病逝。

　　2、东北民众救国军的抗日斗争

　　1932年9月25日，原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2旅旅长苏炳文，在海拉尔召集重要军官会议，酝酿举兵抗日大计，决定组成东北民众救国军，苏炳文任总司令，张殿九任副总司令，谢珂任参谋长，并于10月1日召开誓师大会，发出抗日通电，随即组织部队强渡嫩江，因日军有备，使部队造成较大伤亡。接着，日军以优势兵力侵占了富拉尔基。10月下旬，苏炳文组织救国军进行反击，夺回富拉尔基。之后，双方继续争夺该地。救国军曾一度逼进齐齐哈尔。

　　“九一八”事变前，苏炳文任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警备司令兼海满路（海拉尔至满洲里）护路军司令、第2旅旅长。1931年11月马占山江桥抗战时，苏曾派兵1个团前往支援。嗣后较长时间里，虚与日伪周旋，既未公开举旗抗日，又和日伪政权保持距离。日军虽软硬兼施促其接受要职，但苏炳文终不就范，到1932年9月间，经过深思熟虑，他才下决心抗日。

　　1932年10月中旬，驻拜泉的马占山旧部朴炳珊，经苏炳文联络后，再次举旗抗日，并就任东北民众救国军东路总指挥，后兼救国军副总司令。下旬，朴部连克泰安、克山等县城，并切断克山至齐齐哈尔铁路的运输，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32年11月中旬，黑龙江省各路义勇军计划联合夺取齐齐哈尔，此时，日军也从南满、吉东地区抽调大批兵力，向义勇军各部发动攻击。义勇军李海青率部抗击敌人，被强敌包围，李部损失近500人被击溃。日军随即进犯富拉尔基，苏炳文、张殿九等率部迎击，终不抵日军2个多旅团的攻击，苏部仅剩2000余人，无法挽回败局，遂于12月初进入苏联境内；朴炳珊部退至讷河；邓文部退至拜泉一带。至此，联合围攻齐齐哈尔之战遂告失败。之后，邵斌山、张殿九等部3000余人，从扎兰屯出发经索伦山，进入热河省沽源一带活动。邓文亦被迫从拜泉撤出，途中会同李海青部于1932年底到达开鲁，也转至沽源一带活动。后被北平军分会收编。马占山部程德峻、张玉阁等率4000余人，继续在德都、讷河一带，坚持游击战争至1933年底。

　　吉东地区系指原吉林省东北部，大体相当于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这个地区抗日武装斗争开展的比较早，原是吉林自卫军李杜和吉林救国军王德林部义勇军活动的重要地区。满洲省委和吉东地区党组织十分重视这一地区的斗争。为加强这一地区群众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共满洲省委于“九一八”事变后，在吉东建立了宁安、饶河两个中心县委，直属省委领导。

　　1、宁安游击队的创建：

　　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周保中同志到吉东地区的宁安创建抗日武装。

　　1932年6月，满洲省委以宁安中心县委为基础，成立了绥宁中心县委，下属宁安、穆棱两县委，密山区委和东宁、勃利两特支。

　　1932年9月，李荆璞率所部从救国军中分化出来，成立“平南洋”总队，李荆璞任总队长。经中共宁安县委的积极工作，于1933年5月，平南洋总队改编为党领导下的宁安工农义务队，李荆璞任大队长，于洪仁任副大队长（同时任队内党支部书记）。

　　2、绥宁游击队的创建：

　　1932年11月，中共绥宁中心县委指示在救国军内开展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延禄视情况另组队伍。

　　1933年1月上旬，在吉林救国军领导人王德林等越境进入苏联，其部队溃散时，李延禄将救国军余部和补充第1团、第2团等合并改编成党领导下的绥宁抗日游击总队，李延禄任总队长，孟泾清任政委，张建东任参谋长。总队下设4个团和一个游击队支队，第1团长杨太和，第2团长李凤山，第3团长史忠恒，第4团长邹凤翔，游击支队长李延平，全队约900多人。

　　1933年1月下旬，按照上级指示，李延禄所部联合王毓峰、冯守臣等救国军散落部队，在宁安南的孟寡妇屯成立了“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任司令，孟泾清任政委，张建东任参谋长，刘汉兴任副参谋长。全军下辖3个团、1个步兵营、1个骑兵营、1个游击支队。第1团长杨太和，第2团长王毓峰，第3团长史忠恒，步兵营长李凤山，骑兵营长冯守臣，游击队长李延平，全军共800余人。随后，抗日救国游击军北上密山开辟游击区。

　　3、密山游击队的创建：

　　1933年秋，中共密山县委着手筹组抗日游击队。1934年4月，密山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队长张××，后为周子歧，副队长金百万，全队共30余人。密山游击队成立后，协同抗日救国游击军共同在密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4、饶河游击队的创建：

　　饶河位于乌苏里江中下游，地僻荒远，交通不便，主要靠水路同外界来往。

　　1932年10月，饶河中心县委决定由崔石泉（崔庸健）、金文亨、金东天、崔龙锡、许成在、朴英根等6名党员组成特务队。

　　1933年4月下旬，在大叶子沟正式成立饶河农工义勇军，队长崔石泉，政治部主任金文亨，下辖3个小队，崔石峰、许成在、蔡一勋分别担任小队长，全队40余人。这支队伍是党在饶河地区直接创建与领导的抗日武装。

　　1933年11月，饶河中心县委决定将饶河农工义勇军加入重举抗日大旗的高禹山部的“东北国民救国军”，改编为救国军第1旅特务营，营长金文亨，参谋长崔石泉，政委朴振宇，全营共100余人。

　　1934年初，特务营脱离了救国军，崔石泉等领导人决定部队向饶河转移。

　　吉林省的抗日义勇军，主要是以驻吉林省境内的东北军为主体组成的抗日武装。“九一八”事变时，吉林省驻有东北军共8个旅，1个卫队团，总兵力大约6.5万人左右，部队分驻省城吉林和长春、依兰、延吉、哈尔滨等地。抗日义勇军主要有两大支队伍，即：

　　吉林抗日义勇军的创建

　　1、吉林自卫军的建立

　　1931年9月21日，日军占领吉林，利用汉奸熙恰组织傀儡政权控制全省，以便集中兵力侵略黑龙江。

　　1931年9月24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向其所辖各县通电，呼吁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驻哈尔滨的第26旅旅长邢占清也宣布抗日。

　　1931年9月25日，熙恰宣布改组省政府，成立伪吉林省临时政府。驻吉林省城的第25旅旅长张作舟率部开抵榆树县，宣布抗日。

　　1931年9月26日，熙恰发出脱离南京政府和张学良的“独立”通电，接着就设法拉拢驻吉林境内的东北军和省防军将领投降日本占领军。通电勒令各部限期表态，并组织一些人去劝降。

　　1931年9月末，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长冯占海率部在永吉县老营盘贺家大院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会后，部队撤离官马山，向吉林东部地区挺进。

　　1931年10月5日，原吉林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张作相电委冯占海为吉林省警备司令。10月下旬，冯占海率部渡过松花江，向舒兰、五常方面开进，沿途受到各界人民的拥护和支援。尔后，冯占海将部队改编为吉林省警备军，下辖4个旅、3个支队、1个骑兵营、1个炮兵营，总兵力达万余人。

　　1931年10月12日，张学良、张作相指示原吉林省府委员诚允在宾县重新组织吉林省政府，以与熙恰的汉奸政权抗衡。

　　1931年11月12日，原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在宾县组织吉林省政府，诚允为代主席，李振声为代吉林边防军副司令，丁超为代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吉林省警备司令。

　　1932年1月31日，李杜、丁超、冯占海、王之佑、邢占清、赵毅等抗日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各部联合组成吉林省自卫军和抗日联合军，公推李杜为联合军总司令，丁超为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自卫军副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赵毅为左路总指挥，王之佑为前敌总司令。吉林自卫军总兵力约15000人以上，成立自卫军后，各主要将领联名发表了宣言和告民众书，并在军事上做出了新的部署。

　　2、吉林救国军的建立

　　1932年2月8日，原吉林步兵第27旅第676团第3营500多名官兵在王德林率领下，于延吉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宣布抗日，给队伍命名为“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简称“吉林救国军”，公推王德林为总指挥，孔宪荣为副指挥，吴义成为前方司令，不久又委任李延禄为参谋长。救国军成立后，东满特委又派遣李光组织了以党员、团员、革命农民为基干的救国军别动队，使这支别动队成为救国军中战斗力很强、声望很高的队伍。

　　1931年11月初，熙恰汉奸政权起用曾被张作相撤职的原骑兵师长于琛征为吉林“剿匪军”司令，组成了5个旅（每旅配有日军1个小队督战）、1个铁道守备队司令部，向榆树开进，第25旅防线被突破，榆树县城失守；冯占海率部在五常与伪军马锡麟部作战，占领了舒兰县城。尔后冯占海将部队集中部署于五常、阿城一线，以保卫哈尔滨和宾县吉林省政府。

　　1932年1月下旬，第24旅旅长李杜和冯占海两部进驻哈尔滨，于28日击退攻击哈尔滨的于琛征部，取得了第一次哈尔滨保卫战的胜利。

　　1932年1月31日至2月5日，吉林自卫军各部在哈尔滨外围阻击在装甲车、坦克和20多架飞机掩护下进犯的第2师团全部，战斗十分激烈，自卫军接连失利，最后全线撤退，哈尔滨失陷。自卫军各部相继撤至巴彦、方正、延寿一带，后又集中于依兰、密山，重整队伍，广泛吸收民众抗日力量，继续与日本侵略军作战。

　　1932年2月15日，吴义成率救国军主力攻克敦化县城，击毙日军长谷大尉以下50余人；2月17日，日军长春独立守备队步兵第1大队副清水正雄少佐率领的增援部队赶到，在飞机频繁轰炸、地面炮火猛烈攻击下，为减少市民牺牲，救国军指挥部下令撤出敦化城。后在宁安、绥棱、穆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敦化之役以后，救国军队伍扩大到5000余人，又克额穆，后指挥部移驻五河林和兴源镇，大部队则集中于镜泊湖附近。

　　1932年3月，救国军编成步兵7个旅，骑兵2个团，分驻东宁、宁安等11县。中旬，日军上田支队和一部分伪军共2000余人自吉林敦化出发向镜泊湖进犯欲与救国军主力决战。救国军派补充团李延禄团长率部阻击敌人，于18日击毙日军小川松本大尉以下120余名，伪军1个营带械投降。19日又击毙日军上田支队130余名。后日军于3月下旬到达宁安县城，被救国军控制了县城外围，日军惶惶不可终日，于3月28日撤出宁安逃往哈尔滨，伪军郭玉魁团反正，宁安县城遂为救国军收复。日军以第2师团和伪军刘宝鳞、李文炳旅，兵分3路向邢占清、冯占海等部自卫军进犯，邢部损失严重，退守夹信子；冯部虽击毙日伪军千余人，但自卫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不得不放弃方正县城，退至依兰一带补充休整。

　　1932年4月，大刀会等群众抗日团体纷纷要求攻打哈尔滨，为此，自卫军李杜、丁超、邢占清、冯占海、杨耀钧、马宪章等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布署攻打哈尔滨战斗计划。28日，冯占海部攻克方正，于5月初，攻占宾州和蜚克图；杨耀钧、邢占清部包围了珠河（今尚志）县城；马宪章部先后攻占亚布力、横道河子等车站，并围困一面坡之敌，同时联络吉林救国军王德林部牵制了延吉地区的敌人。

　　1932年5月15日，坐镇依兰指挥的自卫军总部被日军攻陷，依兰失守，日军迅即占领了汤原、佳木斯、富锦等沿江各地，至此，自卫军进攻哈尔滨计划遂告失败。由于自卫军总司令部与各部联系中断，各路队伍只好各自为战。

　　1932年5月下旬，冯占海部脱离自卫军系统，改称吉林救国军，部队迅速发展到3万余人，并攻占了阿城。6月下旬攻克榆树县城；7月连克五常、舒兰县城；9月12日攻克吉林，直逼长春，使日伪统治受到极大威胁。

　　吉林自卫军李杜所部在依兰失守后，收容整顿了原攻哈尔滨的左、中路自卫军余部，后该部与吉林国民救国军联合，共同袭击日军。

　　由于吉林自卫军和吉林国民救国军的胜利，鼓舞和推动了吉东各地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促进了各地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从1932年夏起，在宾县、苇河、延寿、珠河、扶余、榆树等地都先后组织了名目不同的义勇军，少的几百人，多的达数千人，互相策应，不同程度地给日伪军以打击。其中战斗力较强的是孙朝阳部，队伍达8000余人；另一支是李海青部，队伍最多时达2万人。

　　1932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周保中到东满吉林救国军中开展工作。7、8月间，吉林国民救国军总指挥邀请周保中任救国军总参议，不久又委任周保中为救国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在周保中的建议和指挥下，救国军先后取得了攻克宁安东京城、安图县城、以及联合桦甸等地义勇军攻占敦化、额穆县城等战斗的胜利。

　　1932年底，日军集中兵力“讨伐”松花江下游地区，驻宝清的丁超变节投敌，李杜等率部向虎林撤退，12月底进入苏境，至此，吉林自卫军的抗日活动即告结束。

　　由于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又以政治诱降、利禄收买等手段拉拢收买了救国军部分中下层干部，在日伪军的围攻打击下，救国军连连失利，王德林、孔宪荣率部退入苏联境内；东宁一带的救国军余部由李延禄改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由吴义成所率的救国军另一部，在周保中的帮助下，余部继续在汪清、安图一带坚持斗争。吴义成退入苏联境内后，周保中整顿部队，联合其他义勇军继续坚持斗争。

　　辽宁地区是东北军政当局的统治中心，南满路（长春至大连）、北宁路（沈阳至北京）贯穿省内，构成东西、南北两大交通动脉。北宁路是沟通东北与关内的重要通道，其沿线的锦州和山海关是扼守平津的两大门户，战略意义十分重大。沈阳失陷后不久，在辽西、辽东各地出现了大批抗日义勇军，形成风起云涌之势。义勇军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三大活动区域，即：以北宁路、大通路（大虎山至通辽）、营沟路（营口至沟帮子）为中心的辽西、辽北义勇军活动区；以安奉路（沈阳至安东）、南满路中段（沈阳至盖平间）为中心的辽东三角地带和辽南义勇军活动区：以通化、桓仁为中心的东边道义勇军活动区。辽宁省义勇军最盛时总员达15万人以上。

　　九一八事变沈阳失陷后，日军主力集中于长春、吉林，伺机北进，仅以少数兵力占据北宁路巨流河，窥视新民、锦州，企图以此作为侵占热河的前进基地。

　　1931年9月下旬，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迁往锦州，张作相代理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省政府主席，并正式办公。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声称：“东三省不准有两个政府，拟于短期内打消锦州政府。”10月8日，日军派出12架飞机轰炸锦州。

　　1931年9月27日，由东北流亡到北平的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等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负责组织发动和领导东北民众的抗日救国斗争。救国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爱国反日斗争的发展。

　　1931年10月至11月，汉奸凌印青、张学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下，组织了伪“东北民众自卫军”，先后向辽西发动进攻，妄图打跨锦州政府。这支伪军很快被辽宁省政府属下的公安骑兵击溃。11月26日，关东军司令部又以“天津事件”爆发为借口，先后令混成第4旅团、混成第39旅团一部，沿北宁路前进。由于日军攻锦州准备不足，以及国民党政府接受国联建议宣布将锦州划为“中立区”，日本政府和日军参谋本部怕引起国际干涉，才停止进攻锦州。28日，关东军司令部被迫将上述部队撤到巨流河以东地区。

　　辽西义勇军的兴起：

　　1、东北国民救国军：1931年9月19日，由绿林首领高鹏振在黑山组成，开始为200余人，到10月10日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活动在新民、黑山、彰武、法库等地；

　　2、东北抗日义勇军第3纵队：1931年9月末，由东北军少校队副张海涛组建的，从几十人很快发展到几千人，编为3个直属队和5个支队；

　　3、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1年9月27日成立，10月先后派耿继周、王绍泮、郑桂林等分赴辽西各地，组建了第4、13、48路义勇军；

　　4、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1931年11月，由已退伍的下级军官王显庭为首在黑山县组成，各地群众、民团、地主武装和绿林好汉自动携带武器来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2000余人。后由东北民众救国会委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第1路，王显庭任司令。

　　在此期间，义县的马子丹等在刘台组织了义勇军，赵大中、芦士杰在北镇北部山区成立了蒙边威镇第一义军，潘贯儒、苏振声在大虎山一带成立了义勇军，闾山老爷岭的道士王子仁、田心斋也组织了“穷党”武装。到1931年底，在辽西一带已有义勇军10几支。

　　辽北义勇军的兴起:

　　辽北骑兵义勇军：1931年10月初，由原东北军军官高文斌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分为辽北骑兵第1路义勇军、骑兵第2路义勇军，编为9个支队，转战在通辽、辽源（郑家屯）、康平、法库一带。高潮时曾发展到数万之众，后来东北民众救国会把高文斌部改编为第5军团；

　　辽南义勇军的兴起：

　　辽南救国军：1931年11月底，辽宁公安骑兵总队在盘山镇压了汉奸凌印青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之后，黄显声（辽宁省警务处长）将这次杀敌反正有功的首领项青山、张海天、盖中华分别委任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1、2、3路司令，分驻盘山、辽中、台安。不久，原东北军军官李纯华从海城来到营口，与3位司令联系并宣传联合抗日的道理，大家一致赞成组成辽南救国军，公推李纯华为司令，下辖9路、3个支队，最盛时达20000余人，转战在辽阳、盖平（今盖县）、海城、复县、营口、台安、辽中、凤城、岫岩等地。后来东北民众救国会将这部分义勇军编为第2军团。

　　辽东义勇军的兴起

　　1、东北农民自卫军：1931年10月初，在凤城、岫岩、安东（今丹东）的三角地带，出现了一支以农民为基础的抗日武装——东北农民自卫军，邓铁梅任司令，到12月这支队伍发展到1500余人。

　　2、辽宁民众自卫军：1932年4月，在东边道（今丹东、岫岩一带）以唐聚五为首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

　　1932年1月3日锦州失陷。日军占领锦州后，企图进犯山海关，但为辽西一带义勇军所牵制。日军曾多次出兵“讨伐”，均以失败告终。

　　1932年4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已委任的辽宁各地义勇军达73路，约30个支队。

　　1932年6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委会决定，将各地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任命彭小秋、王化一、唐聚五、熊飞、高文斌分别为第1——第5军区总指挥，负责指挥所属各部义勇军的斗争。至8月，辽宁各地抗日义勇军总兵力约为15万人。

　　辽宁义勇军对日伪军的战斗

　　1931年12月24日，辽宁义勇军在田庄台东魏家沟袭击了由营口渡河西进的日军第2师团；在黑山阻击了沿大通线向大虎山进攻的一路约3000人的日军；

　　1931年12月26日夜，邓铁梅率东北农民自卫军将凤城南北铁道拆毁，兵分两路向凤城发动进攻，捣毁了伪县政府和伪公安局，砸开了监狱，毙伤日军50余名，缴步枪300余支，迫击炮2门；

　　1931年12月30日，辽宁义勇军在白旗堡阻击了在飞机和装甲车掩护下进攻锦州的日军混成第39旅团；

　　1932年1月2日夜，辽宁第1路义勇军等部千余人联合进攻占领大虎山的日军；

　　1932年1月9日，辽宁义勇军锦西抗日大队长亮山率部在上坡子西坡村伏击了由第27联队长古贺传太郎率领的80余名进攻锦西县江家屯的日军骑兵，毙伤其属下石野小队长在内的60余名日军，击败了被关东军吹嘘为不可战胜的古贺联队，日军哀叹：“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迫使日军撤出江家屯，并将锦西县署迁至连山关；

　　1932年3月，辽宁义勇军高文斌属下刘振玉所部600多人在开鲁西东抬头营子向前来进犯的由松井大佐亲率的50余名日军和甘珠尔扎布的伪蒙军骑兵500余人进行攻击，日伪军几乎全部被歼，松井大佐毙命；

　　1932年5月以来，辽宁义勇军郑桂林、朱霁青、马子丹、于百恩等各部多次袭击锦州、锦西、义县等地；5月中旬，活动在营口、海城一带的项青山、张海天、顾冠军等部多次打破日军的“讨伐”，占领辽中县城；5月下旬和6月，两次攻克台安；7月中下旬，各部积极开展交通破袭战，20天内使破袭事件达1000余起，几乎使敌人的铁路运输陷于瘫痪；唐聚五、王凤阁等部义勇军攻占新宾，重创汉奸于芷山部，接着攻克柳河，捣毁日领事馆，释放狱中同胞，并进逼山城镇，威胁伪东边道保安司令部，迫使敌人从沈阳、营口调兵增援。尔后，又攻占了金川、辉南县城，并击退侵入我国长白、临江等地妄图西进的驻朝日军一部。

　　1932年8月初，辽宁义勇军第2团2次夜袭营口；李纯华部4次袭击海城车站；吴宝丰部袭击辽阳，在辽阳纺纱厂工人的内应下，焚烧了一部分厂房和原料；中旬，李春润部破袭沈海路，扒毁铁轨多处，使沈海路运输一度中断。下旬，由冯基平等组建并领导的义勇军第21路、24路，共3000余人，两次袭击沈阳，虽在军事上未获更大战果，但在政治上却扩大了抗日义勇军的影响，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者的嚣张气焰。由王凤阁部围困海龙、朝阳镇等日军据点，使敌数十日弹尽粮绝，靠飞机投送，用信鸽联系，处境极为狼狈。

　　1932年9月15日，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1路梁希夫部袭击抚顺，毙伤日军多人，炸毁了老虎台矿的油库等部分设施，迫使全矿破产；

　　1932年10月，活动在彰武一带的辽宁义勇军高鹏振部与其他义勇军会合攻占了北镇；宋九令部千余人袭击了锦州城；邓铁梅联合刘景文等部抗日义勇军打退因处决友田俊章等6人劝降一事前来进行“讨伐”的伪军一部；

　　1932年12月，义勇军邓铁梅率部在文家街、红花岭等地毙伤日伪军100余人，打退了进犯的敌人；中旬，义勇军刘景文等部阻击日伪军800余人的进犯，毙伤日军50余人、伪军1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的大“讨伐”；

　　1932年一年内，抗日义勇军在辽宁各地同日伪军作战数以千计，毙伤日军千余人，伪军数千人；许多城镇被义勇军袭击，铁路被破坏，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怕留血牺牲，决不当日本侵略者的奴隶，誓与国土共存亡的光荣传统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从1932年底起，辽宁各地抗日义勇军在日伪军的打击、分化下，逐个被敌人击破，形势朝不利的方向发展。抗日义勇军彭振国、耿济周、郑桂林等部被迫退至热河境内；唐聚五化装潜往北平；王凤阁、李春润加入了以后的抗联队伍，坚持抗日斗争到1937年英勇牺牲；邓铁梅在潜伏养病中被敌人侦知而被捕，在沈阳陆军监狱惨遭日军杀害。后由苗可秀率领继续打击日伪军，于1935年6月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7月下旬被日伪杀害于凤城县。抗日义勇军的斗争均告失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斗争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的身上。

　　南满地区主要指的是磐石、桦甸、吉林、双阳、伊通、海龙、柳河、通化、清原、新宾、桓仁、抚顺、本溪、辽阳、岫岩、丹东一带。“九一八”事变前后，在中共磐石县委的领导下，即广泛建立了反日会等抗日群众组织。

　　1930年8月，中共磐石县委成立，同时组织一支小型的武装“特务队”，亦称打狗队。有七、八个人参加，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党的组织，锄奸御敌。翌年8月成立了磐石中心县委，下属组织有磐东、磐北、磐西等区委和伊通、双阳特支及桦甸支部。

　　1932年1月，在日本外务省和朝鲜总督府的策划下，磐石成立了反动的亲日组织“朝鲜人民会”，亦称保民会。同年2月，日本驻吉林总领事馆又在磐石设立了警察分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磐石人民的强烈反抗。中共满洲省委曾派军委书记杨林帮助磐石中心县委组织群众的抗日斗争，并于2月9日、4月3日、5月7日连续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日锄奸斗争。这些斗争，为创建游击队准备了条件。

　　为了创建抗日武装，磐石县委以“特务队”为基础，吸收在群众斗争中经过考验的优秀青年，组成了一支30多人的队伍。随着队伍的不断武装、扩大，于1932年6月4日，在磐东三道岗小金厂正式宣布抗日队伍成立，对外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1军第4纵队”；对内则称“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简称“磐石义勇军”，队长张振国，政委杨君武，全队编为3个分队。

　　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磐石义勇军协助群众进行了多次分粮斗争，政治影响和队伍不断扩大，武器装备也有所改善，队伍纪律严明，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称赞。但由于当时执行的仍然是王明的“左倾”错误方针，“搞打土豪分田地”，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利益，使磐石工农义勇军同时应对两个战场，一是同日伪军作战；二是经常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同地主武装作战。1932年8月9日和16日，磐石工农义勇军曾先后两次遭到地主会兵和山林队的联合进攻，队伍受到很大损失，不得不暂时退出蛤蟆河子根据地。

　　1932年8月下旬，为了避免与其他反日部队的冲突，便于顺利进行抗日活动，磐石中心县委决定，将磐石义勇军暂时与抗日军“常占队”合并。两支队伍合并后，对外取消了磐石工农义勇军的队号，统称“常占队”。常占任总队长，张振国任政委，王耿（文碧涛）为政治部主任，金光任参谋长，总队下设3个大队。

　　1932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一带视察，在杨靖宇的指导帮助下，磐石工农义勇军脱离了“常占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任命孟杰民为总队长，王兆兰为副总队长，初向臣为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总队下属3个大队：第1大队长孟杰民兼，第2大队长李万和，第3大队长刘克文。翌年春，中共满洲省委任命杨靖宇为南满游击队政委。

　　从1933年1月至5月，南满游击队作战30余次，先后取得了大坑、砖庙子、玻璃河套、萝卜地等战斗的胜利，打退敌人4次围攻，歼敌近千人，游击队也扩大到200余人，并成立了迫击炮大队。至此，以磐石玻璃河套、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区已扩大到邻近的四、五个县境，游击队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

　　南满地区我党创建的另一支抗日武装是海龙游击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海龙县委曾派10名党员和爱国青年到辽宁民众自卫军第9路军中工作。1932年8月，县委决定以这些人为骨干拉出一部分队伍成立海龙工农义勇军，因时机不成熟，工农义勇军未能独立。

　　1932年末，辽宁民众自卫军遭到日伪军大举进攻，第9路军队伍失败瓦解，工农义勇军脱离了第9路军。

　　1933年1月，杨靖宇从磐石到海龙视察工作，整顿了海龙工农义勇军，并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7军海龙游击队”，队员20余人，队长王仁斋，政委刘三春，活动在清原、海龙、山城镇一带。

伪满洲国军，简称伪满军，其称谓是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演变而来。
伪满军的组织成分是以原东北军的一部分为基础的。1930年9月18日，少帅张学良毅然率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蒋桂冯阎军阀大战，支持蒋介石，使东北军一分为二：一部随张学良入关支持蒋介石作战而追随蒋介石驻扎平、津地区；一部留守东北4省，东北兵力不足，给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可乘之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前东北军大部“奉命”不战而撤至山海关以南，未来得及撤退的前东北军再次一分为二：一部分有民族气节者，同仇敌忾，奋起抗日，成了著名的东北义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分民族败类则屈膝投降，认贼作父，充当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和打手。这些民族败类及其所率部队成为后来伪满军的骨干力量。同时，他们还招降纳叛，搜罗了一些土匪武装和社会流氓，充实到伪满军的队伍里，由日军要员所组成的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所操纵，在关东军的直接控制下，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和帮凶。
据伪满《国防年鉴》“国防部分”和日本《陆海军军事年鉴》等敌伪资料记载：从1935年至1940年伪满军总兵力均为8万或10万人左右。1935年，伪满军共9个警备军，即第1至第5军管区警备军及伪兴安东、兴安西、兴安南、兴安北省4个警备军，另有禁卫步兵团、骑兵第1旅、靖安军等。其中“靖安军”虽然称“军”，但名不副实，仅辖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及一个炮兵队。1940年《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载：“估计全满洲现在‘满洲国’正规军约10万余人（30个旅）；武装较好的警察队约5万名以上，‘兴安军’约1万名以上。
1935年至1936年伪满军共5个军管区。到1937年为6个军管区，其编制序列如下：
伪满洲国军政部：
第1军管区司令部
辖：
安（丹）东地区警备司令部
混成第1、2、3旅
奉天（沈阳）地区警备司令部
混成第4、5、6旅
第2军管区司令部
辖：
吉林地区警备司令部
混成第8、9旅
新京（长春）地区警备司令部
混成第10旅
骑兵第2旅
间岛（延边）地区警备司令部
混成第7旅
骑兵第1旅
第3军管区司令部
辖：
黑河地区警备司令部
混成第15旅
龙江地区警备司令部
混成第12、13、14旅
骑兵第5旅
第4军管区司令部
辖：
滨江地区警备司令部
混成第16、17、18、28旅
三江（佳木斯）地区警备司令部
混成第22、23、27旅
第5军管区司令部：
辖：
锦州地区警备司令部
混成第24、25旅
承德地区警备司令部
混成第26旅
骑兵第7旅
第6军管区司令部
辖：
牡丹江地区警备司令部
混成第11、19、20、21旅
骑兵第4旅
兴安东省警备军
兴安西省警备军
兴安南省警备军
　　　
　　　　兴安北省警备军

　　“间岛协助会”是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延吉（间岛）宪兵队的特务外围组织。其成员绝大多数系我党、政、军的投敌叛变分子和革命群众团体中的变节分子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1934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成立“延吉宪兵队”之后，由日本帝国主义“东南防卫地区”司令官佐藤中将、延吉宪兵队队长加藤伯次郎中佐、延吉独立守备队队长鹰森中佐等密谋，随即由托派、叛徒金东汉纠集孙技焕、金吉俊、太利勋、金荣秀、金松烈、许基洛、金禹根等13名具体策划，于1934年9月6日正式成立了“间岛协助会”。

　　“间岛协助会”本部设在延吉市局子街（即现在的延吉市进学街），隶属于日本帝国主义宪兵队领导。本部有顾问3名，正副会长各1名。本部直辖的各支部、区委，隶属于当地宪兵分遣队或宪兵分驻所领导。协助会先后共建立了5个支部，25个区委。本部、支部和区委下辖总班和班。1936年11月会员数达万余名。

　　“间岛协助会”的主要任务是向群众灌输“反共”、“反苏”、“亲日”思想；搜集我党、政、军情报；破坏我地下党组织，瓦解我反满抗日武装力量和群众团体。

　　“间岛协助会”自成立起，先后逮捕、诱降了中共东满特委代理书记陈鸿章（朱明），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金在洙、抗联第2军1师师长安凤学等我地下党员、武装人员，以及许多革命群众。据1936年3月末资料显示，协助会逮捕、诱降者2284名。其中共产党员196名，反日会、农民协会、革命互济会会员1041名，工会、学生会、妇女会会员487名；缴我步枪250支、手枪82支、子弹7568发、文件300余册。仅在协助会成立后的9个月中破坏了我地下党基层组织和地下联络站170处。

　　1936年6月28日，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关宪警电第185号的指示”，从“间岛协助会”中抽调本部庶务部长金吉俊、教养部长许基洛、产业部长金禹根等33名骨干分子组成“协助会东边道特别工作部”派往通化地区活动（活动到1936年12月）。后编入“协助会三江省特别工作部”，并于1936年12月27日与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合并，组成了“协和会间岛省特别工作部”。

　　日本关东军是日本陆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因侵驻中国东北的金县、大连地区的“关东州”而得名。

　　1898年，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把中国旅顺和大连湾“租借”给俄国，即把这块租借地划为俄国的一个州——即称“关东州”。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持续1年零5个月，最后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后，根据双方所缔结之“朴资茅斯条约”第5、6两款中之规定：俄国“将旅顺、大连湾及附近领土领水租借权，与关联租借权”及组成的“一切特权”，以及租借地“效力所及地之一切公共房屋财产”，“长春、旅顺间之铁路及一切支线……无条件让与日本”。由于攫取了俄国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一切特权，日本在亚洲大陆获得了殖民地。

　　1905年（明治37年10月18日），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在中国东北南满地区的殖民统治，在辽阳成立了关东都督府，由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任总督，都督府内设陆军部。

　　1907年开始，日本在“关东州”驻扎有1个师团和6个铁道守备大队的兵力。

　　1919年4月12日，日本将关东都督府改为关东厅，以原陆军部为基础，另组成了关东军司令部，实行军政分治：关东厅为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关东军司令部则为最高军事机关。

　　关东军司令部先设沈阳，后迁旅顺，1931年9月前后迁沈阳，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前后迁长春，直到1945年8月投降前夕。曾一度向通化、临江撤迁，企图凭借山区固守顽抗，最终以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告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对关东军下的定义是：“所谓关东军就是根据朴资茅斯条约，为保护包含着南满铁路在内的日本利益而驻‘满’的日本部队。”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3页（1953年版）

　　1869年（明治2年），日本有军队约10000人，均来自各个藩属的旧军队，体制庞杂；

　　1869年4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建立保卫日本天皇近卫军的法令，为尔后扩建陆军打下了基础；

　　1872年10月（明治5年），日本天皇颁布了“征兵令”；

　　1873年初，日本陆军兵力约15300余人；

　　1873年末，日本陆军兵力达30000人左右；

　　1879年（明治12年），日本陆军总编制为：

　　步兵16个联队、骑兵1个大队1个中队、炮兵10个大队、

　　工兵3个大队1个中队、辎重兵1个中队2个小队

　　1882年（明治15年），日本政府对陆军进行改革，采用师团、旅团和联队的建制，规定师团长必须由中将担任，直接隶属于天　

　　皇，具体为：

　　师团下辖2个团；旅团下辖2个联队；

　　1894年，日本挑起了侵略中国的中日甲午战争，此时，日本陆军的兵力为：平时约为70000余人；战时增至123000余人；共有7个师团，即：1个进卫师团、6个陆军师团；

　　1、进卫师团约9500余人；

　　2、第1到6师团总计约61000人

　　1904年，日本陆军发展到13个师团，即：1个进卫师团、12个陆军师团；

　　1906年，日本陆军增至到17个师团，总兵力约25万人；

　　1938年，日本陆军增至到34个师团；

　　1939年，日本陆军增至到41个师团；

　　1940年末，日本陆军增至到49个师团；

　　1941年末，日本陆军增至到51个师团；

　　1942年，日本陆军达到58个师团；

　　1943年，日本陆军达到70个师团；

　　1944年，日本陆军达到99个师团；

　　1945年，日本陆军达到168个师团。

　　注：

　　1936年日军编制定员为：一个师团，11858人；

　　1937年日军缩小编制定员为：一个师团，10583人。

按年份分为2个阶段：
第1阶段：
1909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

1909年（日俄战争后，至明治40年3月）　　第14、16师团
1909—1911年（明治40年10月—明治42年9月）第10师团
1911—1912年（明治42年9月—明治43年4月）第11师团
1912—1913年（明治43年4月—大正2年5月）　第5师团
1913—1915年（大正2年4月—大正4年5月）　第2师团
1915—1917年（大正4年4月—大正6年5月）　第17师团
1917—1919年（大正6年5月—大正8年5月）　第7师团
1919—1921年（大正8年4月—大正10年4月）　第16师团
1921—1923年（大正10年3月—大正12年4月）第15师团
1923—1925年（大正12年4月—大正14年6月）第6师团
1925—1927年（大正14年5月—昭和2年4月）　第10师团
1927—1929年（昭和2年4月—昭和4年4月）　第14师团
1929—1931年（昭和4年4月—昭和6年5月）　第16师团
1931年　　（昭和6年4月—昭和6年9月）　第2师团

第2阶段：
1931年9月18日——1945年8月15日（九一八事变后）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兵力10500人，系日本陆军第2师团
第2师团当时的编制是：
第2师团：　
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
下辖：
步兵第3旅团（驻长春）
步兵第15旅团（驻沈阳）
骑兵第2联队
野炮兵第2联队
独立守备队：
队长：森连　中将
下辖：
第1——第6大队
旅顺重炮兵大队
关东军宪兵队等

1932年5月，日本关东军兵力约10万人
所属部队：
第2、6、8、14师团、
第10师团主力
第38、39旅团
混成第8旅团
第1、4骑兵旅团

1933年，日本关东军约4万人
所属部队：
第6、8、14师团
第7师团之半
骑兵集团
独立守备队

1934年，日本关东军基干兵力约4万人
所属部队：
第3、7、16师团
独立混成旅团
骑兵集团
第1、2、3独立守备队

1935年，日本关东军兵力约5万人
所属部队：
3个师团、1个机械化旅团、1个骑兵集团、
3个独立守备队、飞机约80架
1936年，日本关东军兵力约8万人（包括驻朝鲜2个日军师团兵力）
所属部队：
第1、9、12师团
2个混成旅团
3个骑兵旅团
3个独立守备队
飞机230架

1937年，日本关东军总兵力约10万人
所属部队：
第1、2、4、12共4个师团
独立混成第1、11旅团
第1——第5独立守备队
骑兵集团：
第1、3、4骑兵旅团

1937年7月至年底，日本关东军编制序列为：
关东军司令部：
第1、2、4、8、12共5个师团
独立混成第1、11旅团
第1——第5独立守备队
骑兵集团：
第1、3、5旅团
关东军飞行集团
铁道线区司令部
旅顺要塞司令部
关东军宪兵队

1938年，日本关东军编制为：
所属部队：
第1、2、4、7、8、12、23、104共8个师团
独立混成第1旅团
第1——第3独立守备队

1939年，日本关东军所属部队：
第1、2、4、7、8、11、12、23、24共9个师团

1940年末，日本关东军所属部队：
第3军司令部：
辖：
第8、9、12共3个师团
第1独立守备队
第2、4、11共3个国境守备队
第4军司令部：
辖：
第1师团
第8独立守备队
第5、6、7、13共4个国境守备队
第5军司令部：
辖：
第11、25共2个师团
第6独立守备队
第3、4、12共3个国境守备队
第6军司令部：
辖：
第10、14、23、28共4个师团
第8、9共2个国境守备队
第1、2、3、5、9共5个独立守备队
第24师团、航空兵团

1941年末，日本关东军兵力为13个师团，约50万人
所属部队：
关东军司令部：
辖：
第3军
第3军司令部：
第8、9、12、57共4个师团
第4独立守备队
第1、2、10、11共4个国境守备队
第1战车团：战车第3、5、9共3个联队
第7炮兵司令部
野战重炮兵司令部
野战重炮兵第8、9、17、22共4个联队
第2、3重炮兵联队
东宁重炮兵联队
独立重炮兵第1、2、4、6、7共5个大队
独立山炮兵第4联队
独立臼炮兵第11、12、13共3个大队
第13野战防空队司令部
野战高射炮第48、50、51、55共4个大队
野战照空第2大队
独立工兵第5、9联队
第4军：
第4军司令部
第1师团
第8独立守备队
第5、6、7、13共4个国境守备队
野战重炮兵第1联队
独立重炮兵第8大队
野战高射炮第52大队
野战照空第3大队
第2工兵队司令部
第5军：
第5军司令部
第11、24、25共3个师团
第6独立守备队
第3、4、12共3个国境守备队
第2战车团：战车第4、10、11共3个联队
骑兵第3旅团
第8炮兵司令部
野战重炮兵第5、7、12、20共4个联队
独立重炮兵第5、9大队
独立野炮兵第1联队
第12野战防空队司令部
野战高射炮第53、54大队
野战照空第4大队
第1工兵队司令部
独立工兵第7、22、24共3个联队
第6军：
第6军司令部
第23师团
第8国境守备队
关东防卫军：
关东防卫军司令部
第1、2、3、5、9共5个独立守备队
直辖：
第10、14、28、29共4个师团
第7独立守备队
珲春驻屯队
第9国境守备队
野战重炮兵第2、10、18共3个联队
第11、14、15、16共4个野战防空队司令部
野战高射炮第32、33、34、35、36、40、44、
45、49共9个大队
野战照空第1大队
独立工兵第27联队
迫击炮第10大队
瓦斯第3大队
航空兵团

1942年，日本关东军所属部队：
第1、8、9、10、11、12、14、23、24、25、28、29、
57、71（及战车1、战车2）共14个师团

1943年底，日本关东军所属部队：
第1、8、9、10、11、12、14、23、24、25、27、28、
29、57、71（及战车1、战车2）共15个师团

1944年，日本关东军所属部队：
第11、25、57、71、107、108、111、112、119、
120（及战车1）共10个师团

1945年，日本关东军所属部队：约75万人
日本关东军改称为：关东军总军：
辖：
2个方面军、2个军、1个航空军
下辖：
第39、59、63、79、107、108、112、117、119、122、123、124、125、126、127、128、134、135、136、137、138、
139、148、149共24个师团
（其中：第59、137两个师团驻在朝鲜咸兴地区）
1个摩托化旅团
9个混成旅团
2个坦克团
各种飞机1200架（约1/4为作战飞机）
坦克160辆
另：
驻朝鲜方面军7个师团于1945年8月隶属关东军总司令部
合计：日本关东军总军此时实际拥有31个师团

　　1、师团平时编制：

　　指挥官为：中将　　11340人

　　辖：

　　步兵2个旅团、炮兵1个联队、骑兵1个联队、辎重1个大队、弹药纵列1个大队、军乐队；战时：增加大小桥梁纵列各1个大队、野战卫生部

　　2、旅团编制：

　　指挥官为：少将　　5690人

　　辖：

　　2—4个联队，包括骑、工、炮及其他兵种

　　3、人员计算：

　　（一）分队：

　　（二）小队：（排）三至四个分队；骑兵为50人；步兵为70人；指挥官为：中、少尉

　　（三）中队：（连）三至四个小队；骑兵为150—200人；步兵为210—280人；210人为：大尉指挥官

　　（四）大队：（营）二至四个中队；骑兵为300—600人、400—800人；步兵为420—840人、560—1120人；630人为中佐、少佐指挥官

　　（五）联队：（团）三个大队；骑兵为900—1800人、1200—2400人；步兵为1200—2400人、1680—3360人；1890人为大佐指挥官

　　参加1936年度第3期“讨伐”的关东军主力部队

　　（仅包括步、骑、炮、工、电讯，不包括宪兵、航空、铁道、汽车队）

　　1、步兵第1、9、12师团　　　　　　共约45000人

　　2、步兵独立混成旅团　　　　　　　　共约6000人

　　3、独立守备队第1、2、3、4、5队　　共约25000人

　　4、骑兵集团第3联队　　　　　　　　共约3800人

　　5、电讯大队　　　　　　　　　　　　共约600人

　　共计80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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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事变前驻东北的日军

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　　　　　　　本庄繁　中将

下辖：

1、第2师团师团长　　　　　　多门二郎中将

2、独立守备队司令部司令　　　森连　　中将

3、旅顺要塞司令部

4、关东宪兵队

5、领事馆警察队

二、“九一八”事变后增兵东北的日军

1、1931年9月

驻朝鲜日军第20师团第39旅团（旅团长嘉村少将）和航空队来东北

2、1931年11月

第8师团第4旅团（旅团长铃木少将）来东北

3、1931年12月

第10师团第8旅团（旅团长松井少将）来东北

4、1931年12月

驻朝鲜日军第20师团（师团长室中将）司令部和第19师团38旅团来东北

5、1932年4月

第10师团（师团长广赖中将）来东北

6、1932年4月

驻朝鲜日军第19师团派间岛派遣队（相当于团）来东北

7、1932年4月

第8师团（师团长西中将）来东北

8、1932年5月

第14师团（师团长松木中将）来东北

9、1932年6月

骑兵第1旅团和航空第10、11、12大队来东北

10、1932年10月

骑兵第4旅团和混成第14旅团来东北

11、1932年12月

第6师团（师团长坂本中将）来东北

日军在东北兵力部署情况（1932年12月）

1、第2师团：长春、沈阳、吉林地区

2、第10师团：中东路东北部、哈尔滨以东、牡丹江以西地区

3、第14师团：松花江以北至齐齐哈尔地区

4、第6师团：热河、山海关地区

5、第8师团：辽西、热河地区

6、独立守备队和混成第14旅团：南满路、四洮路、洮昂路沿线

7、骑兵第1旅团和骑兵第4旅团：海拉尔、满洲里地区

8、关东军飞行队（共4个大队）130架飞机，配合各地陆军行动

9、关东军坦克队（约100辆坦克）配合各地陆军行动

10、旅顺要塞司令部

关东军驻东北兵力情况　（1936年6月）

1、陆军第1师团　　　　　　　　 15000人

2、陆军第9师团　　　　　　　　 15000人

3、陆军第12师团　　　　　　　　 15000人

4、独立混成第1旅　　　　　　　 6000人

5、独立混成第11旅　　　　　　　 6000人

6、骑兵集团　　　　　　　　　　 2500人

7、骑兵第3联队　　　　　　　　 1300人

8、第1独立守备队（旅）　　　　 5000人

9、第2独立守备队　　　　　　　 5000人

10、第3独立守备队　　　　　　　 5000人

11、第4独立守备队　　　　　　　 5000人

12、第5独立守备队　　　　　　　 5000人

13、野战重炮第9联队

14、高射炮队（营）

15、旅顺重炮队

16、电讯第3大队（营）　　　　　 600人

17、铁道第3大队（营）

18、关东军汽车队（团）　　　　 1500人

19、关东军飞行集团

20、关东宪兵司令部

21、新京警备司令部

22、旅顺要塞司令部

23、关东无线电教导队

24、关东军军犬队（营）

25、关东军军鸽队（营）

26、铁道线司令部（团）

27、停车厂司令部

28、军港司令部

29、兵器厂

30、航空厂

31、关东军仓库

32、关东军医院

33、在满特务机关

34、独立步兵51联队

35、独立步兵52联队

36、独立炮兵13联队

37、独立炮兵14联队

38、关东军防疫部

39、关东军马防疫厂

40、关东军卫戌形务所

关东军兵力情况（1938年底）

关东军司令部（长春）

1、第104师团（大本营直辖，在东北待机）

2、第2独立守备队（长春）

东防卫区第3军（牡丹江）

1、第2师团（牡丹江），第8师团（穆棱）

2、第12师团（绥阳）

3、第4独立守备队（牡丹江）

4、第1国境守备队（东宁）

5、第2国境守备队（绥芬河北）

6、驻朝鲜日军第19师团一部驻珲春

东北防卫区：第5军（密山）

1、第4师团（佳木斯）

2、第11师团（密山）

3、骑兵第3旅团（宝清）

4、第3国境守备队（平阳镇）

5、第4国境守备队（虎头）

北防卫区：第4军（孙吴）

1、第1师团（孙吴）

2、第5国境守备队（霍尔莫津）

3、第6国境守备队（瑷珲）

4、第7国境守备队（黑河北）

西防卫区：第23师团（海拉尔）

1、第8国境守备队（海拉尔）

龙江防卫区：第7师团（齐齐哈尔）

1、第3独立守备队（齐齐哈尔）

中防卫区：第5独立守备队（哈尔滨）

南防卫区：第1独立守备队（沈阳）

西南防卫区：第7师团一部（承德）

第1战车军团（长春）

1、第3战车团（公主岭）

2、第4战车团（公主岭）

3、第5战车团（牡丹江）

第2飞行集团（长春）

1、第2飞行团（朝鲜会宁）

2、第7飞行团（长春）

3、第8飞行团（牡丹江）

4、第9飞行团（齐齐哈尔）

5、第12飞行团（哈尔滨）

重炮兵联队（哈尔滨）

1、山炮联队

高炮联队（长春）

日本战败时东北关东军所属部队情况

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　　总参谋长：秦中将

部队名称

指　挥　官

司令部所在地

第1方面军：

第3军：

第79师团

第112师团

第127师团

第128师团

独立混成第132旅团

第5军：

第122师团

第124师团

第126师团

第134师团

第135师团

第139师团

第3方面军：

第30军：

第39师团

第125师团

第138师团

第148师团

第44军：

第63师团

第107师团

第117师团

独立战车第9旅团

第108师团

第136师团

独立混成第79旅团

独立混成第130旅团

独立混成第134旅团

独立战车第1旅团

第4军：

第119师团

第123师团

第149师团

独立混成第80旅团

独立混成第131旅团

独立混成第135旅团

独立混成第136旅团

第34军：

独立混成第133旅团

大陆铁道队：

关东军补给部（约4万人）

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

关东军情报部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司令部

喜田诚一　　大将

村上启作　　中将

大田贞昌　　中将

中村次喜藏　中将

古贺龙太郎　中将

水原义重　　中将

鬼武五一　　少将

清水规矩　　中将

赤鹿理　　　中将

椎名正健　　中将

野沟贰彦　　中将

井关仞　　　中将

人见与一　　中将

富永恭次　　中将

后宫淳　　　大将

饭田祥二郎　中将

佐佐真之助　中将

今利龙雄　　中将

山本务　　　中将

末光元广　　中将

木乡义夫　　中将

岸川健一　　中将

安部孝一　　中将

铃木启久　　中将

北武树　　　大佐

盘井虎二郎　中将

中山惇　　　中将

冈部通　　　少将

桑田贞二　　少将

后藤俊藏　　少将

阿野安理　　少将

上村干男　　中将

盐泽清宣　　中将

北泽贞治郎　中将

佐佐木到一　中将

野村登龟江　少将

宇部四雄　　少将

浜田十之助　少将

土谷直二郎　少将

原田繁吉　　少将

草场辰巳　　中将

秦中将　　　总监

敦　　　化

延　　　吉

图　　　们

珲春西部

图们南部

罗　子沟

大　喊厂

掖　　　河

南　湖头

穆　　　棱

掖　　　河

方　　　正

掖　　　河

敦　　　化

奉　　　天

新　　　京

四　　　平

通　　　化

抚　　　顺

新　　　京

奉　　　天

奉　　　天

索伦北部

大　　　赉

四　　　平

锦　　　县

奉　　　天

安　　　东

奉　　　天

临　　　江

奉　　　天

哈　尔滨

孙　　　吴

哈　尔滨

哈　尔滨

海　拉尔

瑷　　　珲

嫩　　　江

新　　　京

新　　　京

注：

日本关东军所属部队还有第17方面军，驻扎朝鲜境内随时待命。

第17方面军：

辖第58军、第34军

第58军：

下属第96、111、120、121、150、320师团、独立混成第108旅团、独立混成第127旅团

第34军：

下属第59、137师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历任司令官

1、1931年8月 ——1932年8月　　　本庄繁　　中将

2、1932年8月 ——1933年7月　　　武滕信义　大将

3、1933年8月 ——1934年12月　　菱刈隆　　大将

4、1934年12月——1936年3月　　　南次郎　　大将

5、1936年3月 ——1939年9月　　　植田谦吉　大将

6、1939年9月 ——1944年7月　　　梅津美治郎大将

7、1944年7月 ——1945年8月　　　山田乙三　大将

一、1937年，日本陆军师团总数计17个，分布如下：

1、在中国东北，日本陆军驻有4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24%；

2、在朝鲜驻有2个师团；

3、在日本国内有11个师团。

二、1937年末，日本陆军增加7个师团，总数达到24个师团，分布如下：

1、在中国关内，日本陆军驻有16个师团；

2、在中国东北，日本陆军驻有5个师团；

3、日本在中国总计驻有21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88%；

4、在朝鲜驻有1个师团；

5、在日本国内有2个师团。

三、1938年末，日本陆军增加10个师团，总数达到34个师团，分布如下：

1、在中国关内，日本陆军驻有24个师团；

2、在中国东北，日本陆军驻有8个师团；

3、日本在中国总计驻有32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94%；

4、在朝鲜驻有1个师团；

5、在日本国内有1个师团。

四、1939年末，日本陆军增加11个师团，因本年复员撤消了4个，实际增加了7个师团，总数达到41个师团，分布如下：

1、在中国关内，日本陆军驻有25个师团；

2、在中国东北，日本陆军驻有9个师团；

3、日本在中国总计驻有34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83%；

4、在朝鲜驻有2个师团；

5、在日本国内有5个师团。

五、1940年末，日本陆军增加9个师团，因本年复员撤消了1个，实际增加了8个师团，总数达到49个师团，分布如下：

1、在中国关内，日本陆军驻有27个师团；

2、在中国东北，日本陆军驻有11个师团；

3、日本在中国总计驻有38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78%；

4、在朝鲜驻有2个师团；

5、在日本国内有9个师团。

六、1941年12月初，日本陆军增加2个师团，总数达到51个师团，分布如下：

1、在中国关内，日本陆军驻有22个师团；

2、在中国东北，日本陆军驻有13个师团；

3、日本在中国总计驻有35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69%；

4、在东南亚及太平洋驻有10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20%；

5、在朝鲜驻有2个师团；

6、在日本国内有4个师团。

七、1942年末，日本陆军增加7个师团，总数达到58个师团，分布如下：

1、在中国关内，日本陆军驻有23个师团；

2、在中国东北，日本陆军驻有14个师团；

3、日本在中国总计驻有37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64%；

4、在东南亚及太平洋驻有15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26%；

5、在朝鲜驻有1个师团；

6、在日本国内有5个师团。

八、1943年末，日本陆军增加12个师团，总数达到70个师团，分布如下：

1、在中国关内，日本陆军驻有23个师团；

2、在中国东北，日本陆军驻有15个师团；

3、日本在中国总计驻有38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54%；

4、在东南亚及太平洋驻有23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33%；

5、在朝鲜驻有2个师团；

6、在日本国内有7个师团。

九、1944年末，日本陆军增加29个师团，总数达到99个师团，分布如下：

1、在中国关内，日本陆军驻有25个师团；

2、在中国东北，日本陆军驻有10个师团；

3、日本在中国总计驻有35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35%；

4、在东南亚及太平洋驻有38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38%；

5、在朝鲜驻有2个师团；

6、在台湾及冲绳驻有6个师团

7、在日本国内有18个师团。

十、1945年8月，日本陆军增加了69个师团，总数达到168个师团，分布如下：

1、在中国关内，日本陆军驻有26个师团；

2、在中国东北，日本陆军驻有31个师团；

3、日本在中国总计驻有57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34%；

4、在东南亚及太平洋驻有44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26%；

5、在朝鲜驻有7个师团；

6、在台湾及冲绳驻有8个师团；

7、在日本国内有59个师团。

注：

1945年8月，日本在朝鲜驻有的7个师团，隶属于关东军总司令部管辖，因此统计在驻中国东北的日军师团总数里。实际在1945年8月，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驻有24个师团。

立花小一郎　大将　 1919年任职（大正8年4月12日）

河合操　　　大将　 1921年任职（大正10年1月6日）

尾野实信　　大将　 1922年任职（大正11年5月10日）

白川义则　　大将　 1923年任职（大正12年10月10日）

武藤信义　　中将　 1926年任职（大正15年7月28日）

冈村长太郎　中将　 1927年任职（昭和2年8月26日）

畑英太郎　　中将　 1929年任职（昭和4年7月1日）

菱刈隆　　　中将　 1930年任职（昭和5年6月2日）

本庄繁　　　中将　 1931年任职（昭和6年8月1日）

武藤信义　　大将　 1932年任职（昭和7年8月8日）

菱刈隆　　　大将　 1933年任职（昭和8年7月28日）

南次郎　　　大将　 1934年任职（昭和9年12月10日）

植田谦吉　　大将　 1936年任职（昭和11年3月6日）

梅津美治郎　大将　 1939年任职（昭和14年7月7日）

山田乙三　　大将　 1942年任职（昭和17年10月1日）

注：

1942年，日本政府组编关东总军司令部

总司令官：山田乙三　大将

　　1931年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广大群众展开斗争，反抗日本的侵略。

　　1931年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发出党要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的号召。

　　1、在政治上

　　它贯彻中国共产党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纲领，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2、在组织上

　　3、在军事上

　　具有旺盛的战斗力。反日游击队在初创阶段显露出来的特点，展示了它的广阔前途。

　　其缺陷：

　　其原因：

　　具体为：

　　1906年6月，日本又在大连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亦称“满铁调查部”，简称“满铁”）。

　　1928年6月，张作霖被炸死之后，其子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迅速稳定了东北的政局，挫败了日本关东军妄图乘机在东北制造动乱的阴谋。

　　为了转嫁危机，日本统治集团在对内政策上主要采取三项对策：

　　1、加强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积聚。1929年日本有21个垄断组织；

　　2、将危机重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企业大批解雇工人，降低工人工资。1929年曾发生劳资纠纷1420次；

　　3、在国内建立公开的法西斯专政，镇压人民的反抗。日本军阀公然要求取消议会制，实行军事独裁。

　　一、解决满洲问题，乃我日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

　　1、为了解除国内不安，需要向外扩张。

　　2、满蒙的价值。

　　A、满蒙的价值最大，但尚未为多数日本人所了解。

　　B、满蒙如获解决，中国内地的排日问题，亦必同日止熄。

　　3、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为日本所需，也是多数中国民众的一件最大喜事。因而，为了正义，日本应当主动坚决进行。

　　从历史关系等方面考察，满蒙与其属于汉族，无宁应属于日本民族。

　　二、解决满蒙问题的钥匙，掌握在帝国国君手中。

　　1、解决满蒙问题，唯有日本占有该地，才能完全实现。

　　2、对华外交，亦即对美外交。就是说，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需有对美开战的决心。日本若是真的对付不了美国，那就以赶快解决全部武装为有利。

　　3、认为在对美持久战中，日本没有胜利可能者。这是不了解对美战争本质的结果。俄国的现状，正在给我们提供绝好的机会。

　　三、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

　　1、一旦完成对美战争的准备，就立即冒开战之险，坚决将满蒙政权收归我有。

　　依靠满蒙的合理开发，日本的景气自然就能恢复。失业者亦能得到救济。

　　四、为对美开战的调查方针：

　　2、占领满蒙及中国内地以后的占有方法的方案（军部自己拟订其根本，细节待各专家予以具体研究）。

　　以“以战养战“为根本着眼点，必要时，连海军战费的一部或大部也叫大陆担负。

　　1930年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进行了“攻取奉天城要领的实地研究”。

　　1930年夏，日本关东军组织了“夜袭弓长岭”的实地研究。

　　1930年秋，日本关东军又以“东部国境方面实地战术”为题作了研究。此外，关东军司令部还重点进行了一项研究，即《关于满蒙占领统治的研究》。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蒋桂冯阎军阀大战，支持蒋介石，造成东北军力薄弱，给日本侵略者造成发动事变的可乘之机。

　　1931年开始，关东军司令部策划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阴谋的各项准备工作更加紧张和具体。

　　万一日本从满蒙退出，不但立刻会危及帝国的生存，并且立刻会破坏东洋的和平。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是超过了经济问题的重大问题。

　　……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须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

　　并且，将来开发的余地很大，可以说，满蒙的价值在于将来，真是前途无量。

　　我衷心认为，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

　　1931年5月，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又写了《满蒙问题之我见》，从经济、政治上进一步强调了“满蒙”的价值。

　　1931年6月，在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的主持下，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这是日本为以武力夺占中国东北所拟定的行动计划。

　　1931年8月1日，日本政府任命曾当过张作霖顾问的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1931年8月22日，本庄繁到旅顺赴任。

　　1931年9月16日，日本驻美大使出渊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商谈并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允许“不与闻满洲事变”，而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

　　1931年9月16日下午，本庄繁和随行的板垣、石原等一行来到沈阳。

　　1931年9月17日上午，本庄繁等人听取了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的情况报告；下午检阅了第2师团的出动演习。

　　1931年9月18日，石原等随本庄繁返回旅顺，板垣按预定计划回沈阳。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帝国主义按其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预定计划，开始了侵略活动。

　　1932年2月5日，哈尔滨也被日军占领。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春不到半年的时间，东三省的大中城镇及战略要地大部被日军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