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鸿宾，曾用名高新生。生于1911年8月18日，原籍辽宁省抚顺县海浪塞两半山屯，1919年移居黑龙江省汤原县西北沟靠山村，11岁开始给地主扛活,扛了8年，人称“戴半拉子”。

1932年1月，戴鸿宾怀着“不当亡国奴”的满腔热血，参加了本村的反日救国会，并经党组织培养考察，于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0月10日参加“反日游击中队”担任小队长；1933年8月任“东北民众联合反日义勇军”总指挥，率队攻打汤原县城，虽未获全胜，但却给了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轰动了松花江下游地区，给汤原人民以极大鼓舞。

1933年10月5日，戴鸿宾担负了游击队的领导责任。11月，“汤原反日游击队”改称为“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戴任副队长；1934年8月，汤原游击队扩编为“汤原游击总队”，戴任总队长，他根据县委的指示，争取了太平川伪自卫团长张传福等以下30多名骑兵起义，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

1935年5月，戴鸿宾率队再进太平川，打死进犯日军30多名，击退伪军一个连的进攻。处决特务，收缴警察署枪支和反动地主武装，拔敌伪据点，创建了太平川根据地，之后又创建了汤原格节河、洼大岗等4小块游击根据地。

1936年1月，反日游击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戴任6军2团团长，同年6月任6军4团团长,奉命开辟汤西根据地，第一仗就打死日军20多名，缴获了许多枪支。进入汤西地区后，同日伪军进行了多次战斗，整顿和健全了地方组织，捣毁了伪汤原县兴农合作社设在西北沟周家烧锅屯的出荷粮仓。

1936年 11月，戴担任6军代军长。1937年2月被任命为抗联第6军军长，率队远征大、小兴安岭，开辟松嫩平原游击区；1937年5月率队夜袭汤原县城，震动了日伪统治中心，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抗联6军在小兴安岭西部地区播下了抗日火种，扩大了党和抗联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1938年2月，在攻打萝北县城战斗中，因敌众我寡，后率400多官兵退入苏境。1939年4月，对戴带出的400多官兵擅自入境苏联被苏政府遣送新疆造成损失，给党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影响，被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撤消东北抗联第6军军长职务，并党内给予“降为候补党员”的处分，后被任命为回国大队长，于1939年7月回国。

1940年5月，戴鸿宾被上级任命为东北抗联第3路军第12支队长，率队远征三肇（肇东、肇州、照源县），开辟平原游击战争。1940年8月，在攻打肇东县时，被日军200多人、伪军300多人包围，部队损失很大，戴没有收拢队伍，私带2支短枪、4万元伪币、60余两黄金脱离部队，改名高新生，辗转隐居沈阳市。

1945年10月，戴鸿宾找到了组织，交代了脱队隐居的情况，交出了黄金，接受审查。经东北局决定，被任命为合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后经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决定，于同年10月15日重新入党。

1946年2月，戴鸿宾奉命剿匪，建立政权，保卫土改，指挥合江自治军配合兄弟部队，一举捣毁土匪总司令部，歼灭、俘敌参谋长以下千余人，解放了勃利全境。8月，戴率队参战，把谢文东等四大匪首共万余人全部包围，歼敌7千余，彻底打跨了土匪主力。1946年10月，戴指挥军分区部队抓获了喻殿昌等3个匪首及其残匪，迫使东北四大匪首谢文东等人先后落网。

1947年3月，戴鸿宾奉命到北安军政大学东北抗联研究班学习，1948年5月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吉林省林务局副局长；1949年9月任吉林省公路局局长。1950年他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开办了一所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培养出若干名汽车司机。1951年1月任吉林省交通厅副厅长、林业厅副厅长；1963年12月调任吉林市政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时期，戴鸿宾对黑龙江省等地一些大、中学校的“红卫兵”、“造反团”找他挖掘东北抗联某些干部的“罪行”，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回答所问。后因无休止的纠缠和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终于旧病复发，于1968年3月28日逝世。

王效明，学名王聪，原名王冠英，1909年2月14日生于辽宁省昌图县七家子乡二河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他有3个哥哥3个姐姐，他排行最后。

王效明童年时期家境艰难。1924年11月考入公费的沈阳兵工学校机械科学习三年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他投笔从戎，于1927年12月考入沈阳陆军教导队，翌年转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在就读期间，对共产党及其主张初步有了认识，认为苏联就是共产党，故于1930年11月毕业后，便托人分配到离苏联较近的哈尔滨地区的东北军18旅76团当准尉见习军官，伺机去苏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立下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誓言，积极投入到反日救国斗争中去，后因绑架溥仪揭露日寇罪行,被敌发觉未果，潜回哈尔滨。

1932年5月，王效明历经曲折与中共满洲省委取得了联系，参与了白云章组织的反日救国军建军活动，被委任以参谋长兼大队长，因内奸告密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投进监狱，后经亲友和同志多方营救，于1934年10月23日被“取保释放”。

1935年2月，王效明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抗联五军军长周保中，被任命为5军军部参谋。同年8月，经周保中、高凤仪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2月到1943年2月，王效明在抗联先后担任5军2师参谋长、3师政治部主任、7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并军特委常委、书记等多个领导职务。这期间，他协助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等同志和友军并亲率部队以宁安为中心，同日伪军展开了殊死斗争。在1941年8月，他率部一举炸毁了日军一列兵车，炸死炸伤日军500余人，当地群众为此编了一首歌谣赞颂他：“敌气森森日月昏，关东父老盼联军。一声爆炸山河动，处处争谈王效明。”在抗联的日子里，他指挥了数次战斗，歼灭了大量日伪军，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后去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获苏政府红旗勋章。

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期间王效明先后担任吉林卫戍副司令（司令由苏军担任）并兼吉林铁路警护部部长、永吉军分区司令员兼吉林省警务处处长、吉林全省保安队司令员并兼任东北民主联军24旅旅长、吉南军分区司令员兼24旅旅长、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11师师长等职。初期被组织指定为吉林地区负责人，协助苏军进驻东北主要战略重镇，实施接收和管制，肃清日伪残余，进行剿匪和开展建党、建政、建军工作。他率部开辟了吉南根据地，彻底肃清了国民党丢下的杂牌武装和土匪；率部破坏敌人的运输线和通讯设施，为主力部队“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底，他率所属部队共作战165次，歼敌1685名，俘敌及家属千余人。王效明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以其有着苏军我军双重职务的特殊身份，肩负重任，连结八方，为我党我军掌握吉林市领导权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并圆满地完成了对长春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等项任务。

1949年长春解放，王率师留长并兼任长春市卫戍司令部司令员，全师进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中央军委通报表扬，被称为纪律最好的部队。11月东北全境解放，王师被整编为步兵164师，后改编为东北军区炮兵第6师，王任师长。

解放后，王效明先后担任青岛海军海岸炮兵学校第一任校长、海军海岸炮兵部副部长和部长、中央军委武装力量监察部海军部主任、海军旅顺基地副司令、中央监委驻第五机械工业部监察组组长等职，为我国海防力量的加强，扭转海防薄弱的危急局面，保卫我国万里海疆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和关押。粉碎四人帮后，王效明恢复了工作，1978年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同年任国家兵器工业部顾问，并被推举为中国兵工学会副理事长，1983年离休，任中国兵工学会名誉理事。1991年1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王一知，女，1916年12月23日出生在吉林省依兰县（现属黑龙江省）马家沟的一个农民家庭。她排行最小，取名郭维轩（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后，改名为王一知），后因乡间土匪猖獗，举家迁入依兰县城。

1929年，王一知考入高小。“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依兰县城，王一知几度辍学。

1934年初，王一知进入依兰县中学女子班继续读书。就读期间，在葛宝云（刘槟野）革命工作者的帮助教育下，她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进步很快，于1934年8月加入共青团，翌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入党后，她更加努力工作，组织反日会员为抗日部队收集情报、运送物资，秘密组织学生抵制日本统治者的奴化教育。

1937年初，王一知中学毕业，根据党的指示，考入佳木斯省立师范学校简易师范班，开展地下工作。因同志暴露了目标，为防不测，组织上安排她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去工作。1937年8月中旬，王一知到达阎家岗，在这里见到了抗联五军周保中军长，被分配到军部骑兵警卫队，开始了戎马生涯。

1937年9月，因革命工作的需要，她离开了部队，来到设在依兰县克上克沟里的省委秘书处工作，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砺了坚强的意志。1938年11月，敌人在依兰、刁翎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讨伐”，省委秘书处奉命合并到了二路军总指挥部，王一知兼任五军妇女团第二大队指导员。在跟随周保中南征北战的斗争生活中，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于1939年10月6日在二路军总部临时驻地举行了简朴而又隆重的婚礼。

1939年11月，王一知奉总部命令去苏联参加整理中共吉东省委档案文件；1940年3月又奉命在苏联学习军用无线电通讯技术，同年9月学成回东北，担任抗联第二支队分遣队政治指导员兼无线电台台长。

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88旅）正式成立，王任无线电连政治指导员。9月又组建了教导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局（亦称东北党委员会），王为候补委员兼妇委书记。1943年初，王一知升任无线电营政治副营长，晋升为中尉，和其他领导带领同志们经过数月寒窗苦读，全面掌握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在以后的小部队潜回东北活动中及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9月8日，王一知来到长春，化名佟涤新，奉命担任了接管伪满中央放送局的军代表。

1946年2月，王一知担任了吉辽军区骑兵警卫大队临时政委；4月，当选为吉林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2月又担任了吉林省民主学院行政系主任。1948年2月，王一知被任命为中共吉林省委委员，同年3月9日就任吉林省立女子联合两级中学校校长；1949年1月，王一知当选为东北妇联执委委员。

1950年4月，王一知离开了战斗30余年的东北到昆明，受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指派，以军事代表的身份，先后接管了国民党政府驻云南外交特派员公署和国民党云南省侨务委员会，将其改组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处和侨务处，并担任侨务处处长。1951年12月，被中共云南省委任命为省妇委第一书记兼省妇联主任。在云南工作期间，她正确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与各民族、各党派的同志通力合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予的艰巨任务。

1952年12月，王一知调任中共西南局妇委常委、西南大区妇联秘书长。1953年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工作，先后担任副司长、司长和全国侨联委员等职，当选为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期间，王一知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在逆境中，她坚信党、坚信共产主义，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粉碎“四人帮”后，王一知先后担任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7年11月26日，王一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不幸逝世，朝鲜驻华大使代表金日成主席前往北京医院吊唁，致以深切的哀悼。

罗登贤，原名罗光，化名达平、光生、何永生，1905年生于广东省顺德县，幼年父母双亡，姐姐把她接到香港抚养。

罗登贤11岁时因姐姐家生活困难而停了学，跟姐夫进入英国资本家办的太古船厂当学徒，满徒后，便在该厂做工。一次，因一个新徒工做坏了活儿遭工头的毒打，面临被开除的危险，他挺身而出，向工头说理，承担了过失，保护了小徒工，使工友们深受感动，得到了工人的拥戴和敬佩。随后，他积极领导全厂工人大罢工，反抗英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为全体工友谋得了经济利益，争得了组织工会的权利，成为香港金属业工会的创建人之一。

1925年春，罗登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中，他很快地成长为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和革命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组织领导工作，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反动统治，对罢工斗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和付出了很大的力量。

1926年，罗登贤同志被选为中共香港市委委员并担任常委工作，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927年12月，他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转入了地下工作，在一次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敌察觉，为掩护同志撤离，被捕入狱。1928年春被组织营救出狱，来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同年7月罗登贤同志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任中共南方局委员；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担任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1月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1931年夏，罗登贤任中共中央代表到东北工作。“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一天，他便召开了北满党的高级干部紧急会议，在他的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连续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的宣言和决议，并组织领导工人、学生举行罢工、罢课和组织农民暴动，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

1931年11月，登贤同志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直接领导全东北的抗日斗争。1932年1月，他根据中央指示，在东北党内提出共产党员要下乡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号召，发动全满洲劳苦工农群众迅速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滚出满洲，并派出如杨林、周保中、杨靖宇等许多党的负责干部到义勇军、救国军和各抗日游击队中去担任领导工作，点燃了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

1932年6月，临时中央召开的“北方会议”上，以罗登贤同志为首的东北党组织遭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被扣上“北方落后论”和“满洲特殊论”的帽子，他被撤消了省委书记职务，于1932年12月间调回上海，后来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职务。

1933年3月28日，罗登贤同志与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同志被叛徒出卖，一起被国民党勾结英国巡捕所逮捕。在法庭上，叛徒指正了罗的身份和党内职务，伪法官叫罗登贤同志供出他的“反动言行”，他怒不可遏，义正辞严，批驳得伪法官瞠目结舌，无言以对，狼狈不堪地中止了“审讯”，于4月2日慌忙的把登贤同志解送到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里。

1933年4月5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派赴南京营救登贤等同志的代表宋庆龄先生等到监狱里去探望他，登贤同志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他仍然挺直胸膛坚定地对朋友们说：“我是始终要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什么也不能动摇我，我将我的生命献给我们的党与无产阶级”。在狱中，他坚定地领导同志和难友们向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并向看守们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1933年8月29日凌晨，罗登贤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同年11月30日，上海公开出版的进步刊物《中国论坛》刊载了题为《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罗登贤的名字将永远是光辉灿烂的》重要文章，深切地悼念登贤同志，并对他的革命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杨林，原名金勋，曾用名杨宁、毕士弟，1901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

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19年3月1日，杨林和他的父亲一起参加了汉城30万市民举行的反日人民起义，杨林的父亲不幸英勇牺牲，他满怀民族和阶级的仇恨参加了地下秘密工作，引起了日寇的注意并被通缉。朝鲜难以容身，他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到中国。

1920年，杨林同志来到中国通化一带，同朝鲜革命者一起为解放祖国而进行活动。1921年他到云南讲武堂第16期炮兵科学习，1924年毕业。1925年到广州，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后任第3期学生队队长。他深知朝鲜的解放与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分不开的，解放朝鲜祖国，惟有参加中国大革命运动才能积蓄革命力量，使自己受到更好的锻炼。

1925年2月，他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第一次东征，讨伐并基本打跨了广东陈炯明的反动势力。同年6月，他随同东征军从东江撤回广州，又参加了讨伐与平定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企图推翻革命政府的叛乱。在战斗中，他表现得机智、勇敢，奋不顾身，建立了许多战功，不久，杨林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11月，杨林同志从黄埔军校调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任第3营营长，他率领部队在高要县镇压反动地主武装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26年4月，杨林同志根据党的决定回到黄埔军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为了培养杨林同志，于1927年8月派他去苏联学习，使其进一步提高军事和马列主义水平，以适应新的革命斗争的需要。

1930年春，杨林同志从苏联回到中国，党派他到东北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不久，省委又派他到东满特委担任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负责领导军事工作。他积极组织农民武装，广泛发动延吉、和龙、汪清等地中朝群众夺取反动地主和军警的武器，为后来建立游击队提供了有益经验。

1930年12月，杨林同志领导了以延吉为中心的东满人民举行了反对日本增兵延边和纪念广州起义3周年的群众大会，镇压了30多名日本走狗，同时发展和建立了赤卫队等革命武装。1931年，杨林又指挥东满地区赤卫队和群众在珲春以北地区攻打一家反动地主，取得了斗争的胜利。1931年冬，杨林同志调回省委，担任省委军委书记工作。

1932年5月，杨林同志协助磐石县委以赤卫队为基础，创立了“磐石工农义勇军”，这支队伍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南满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的前身，杨林可谓是这支武装队伍的创始人之一。

1932年秋，党中央调杨林同志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担任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补充师师长。1934年10月，他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参谋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末随同党中央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

1936年2月间，杨林同志担任15军团75师参谋长，在毛泽东率领下渡黄河东征，杨林同志亲率75师223团一个营为渡河先锋，胜利占领了敌人吹嘘的插翅难飞的天险阵地，完成了掩护大军渡过黄河的光荣任务。在攻占了贺家凹敌堡后，向敌人纵深地攻击前进时，杨林同志不幸腹部受重伤，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便与世长辞了，时年35岁。

这次强渡黄河战斗，杨林同志创造了我军作战史上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他的鲜血浇灌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花。

金伯阳，原名金永绪，化名金赞文，别名北扬（伯阳即从北扬演变而来），汉族，1907年生于辽宁省旅大市旅顺老铁山麓金家屯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里。他目睹了长工的沉重劳动和广大农民的贫穷生活情景，因此，他深切地同情劳动人民，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17年，伯阳同志入本村小学校读书。1921年读完小学考入旅顺师范附属公学堂，次年考入该校高等科；1925年4月毕业，考入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沙河口工厂技工养成所，为第16期见习生，从此以后，伯阳同志开始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并很快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伯阳同志入厂时，工厂在中国共产党当地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正在酝酿着反抗日本资本家的请愿斗争。他在同乡共青团员王立功同志的启发帮助下，阶级觉悟不断提高，不久他就参加了大连中华工学会、中华青年会等工人的进步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在他的努力工作下，大连工学会的组织得到迅速地发展和壮大。

192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相勾结，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共青团大连特别支部决定成立大连地区“沪案后援会”，组织了7个团体，发动了数千名职工，举行追悼“五卅”死难同胞大会，伯阳在这次运动中积极搞宣传、通讯和捐款活动，工作出色，受到大家的赞扬，在群众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

1926年4月，福岛纺织厂日本工头打死了中国工人，工人派代表向日本厂主提出了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不准打骂中国工人等要求，遭到厂主拒绝，伯阳同志作为具体组织者和参加者，组织了3千多名工人掀起了全厂总罢工，终于迫使日本厂主低头，答应工人们的要求，使罢工取得了胜利。经过这次罢工的考验，伯阳同志在王立功同志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7月24日，大连地下党的组织被破坏；1927年8月，伯阳离开家乡和他工作的地方—大连，到奉天接上组织关系后，被省委派到哈尔滨工作。

1928年春，伯阳同志被中共北满特委派到三十六棚等工厂和电业工人中做宣传、组织工人的工作，在一次研究工作的会议中，因叛徒告密，伯阳同志被捕入狱并被判刑关押在吉林监狱里。一年后，在张学良易帜实行大赦时，伯阳同志获释出狱。

1929年出狱后，伯阳找到了组织，不久就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留在省委机关里做机要文书兼跑交通。

1931年2月，伯阳同志当选为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8月，他组织了奉天启东烟草公司的工人举行罢工，取得了胜利；12月，他任省委常委，负责职工运动工作兼做省委机关工作。

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机关从奉天迁到哈尔滨，伯阳同志仍然负责省委的职工运动工作。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老巴夺烟厂的工人斗争，并在赵尚志等同志的共同组织下，成立了哈尔滨反日总会。因伯阳同志工作积极，卓有成效，在1932年夏、秋之间，省委曾两次派他去苏联参加远东“赤色职工国际”会议，研究工运斗争等问题。

1932年秋，中共满洲省委派杨靖宇和金伯阳同志整顿南满磐石县游击队，并将“磐石工农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从此，打起了南满游击队的旗帜，展开了活跃的抗日游击战争，使这支队伍走上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1933年9月18日，南满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日伪军一万二千余人对我独立师游击根据地进行大举围剿，独立师冲出了敌人的包围。一天，伯阳同志带着部分队伍参加独立师政治保安连支部会议时，遭到敌人突然袭击，为掩护主力撤退，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光荣牺牲，年仅26岁。

伯阳同志十年如一日地战斗在工人运动的岗位上，为祖国的解放事业流尽了鲜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是东北工人运动的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曹国安，原名于德俊，字哲名，曾用名于学韬，1900年12月17日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大绥河区大乾沟子屯一个农民家里，他有6个哥哥2个姐姐。

国安同志幼年丧母，在其姐姐照料下长大。13岁时，父亲把他送入本屯徐老先生的“私塾”里读书3年。1919年，在亲戚的积极帮助下，他进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22班读书，1924年冬毕业；1925年秋考入山东军政大学学习；1928年春，他入北平毓文学院（亦称北平毓文大学）插班2年级学习；1930年毕业后，去绥远军任参谋长（化名于学韬），因谋划率队起义，受到反动当局特务的监视，被迫潜回北平。

1931年“九•一八”事变，10月间，国安参加了北平学生请愿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冬，我党派国安等同志回东北工作，建立抗日武装。1933年初，国安同志了解到驻防乌拉街的伪铁道警备第5旅14团迫击炮连在“九•••一八”事变后曾一度抗日，后被日军收编，但士兵们仍有抗日情绪，若能打进去做宣传工作，组织哗变有成功的可能。国安同志按照党的指示，趁该连招兵之机，和另一名爱国青年一起进入炮兵连当兵。国安同志在伪军中积极进行爱国思想教育，讲解抗日救国道理，宣传我党的主张，得到士兵们的默默响应，在此基础上培养了许多骨干。国安同志经过努力，认为组织哗变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准备起义。经过他们的精心策划，在一天晚上打死了伪连长和两个伪排长，拉出了一支60多人、60多条步枪和一门迫击炮17箱炮弹的起义队伍。根据南满游击队领导的指示，曹国安同志带领起义队伍进入磐石玻璃河套抗日根据地，并被正式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任大队长。

这次起义，是在日伪军对抗日游击队连续发动四次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进行的，它使伪军动摇不安，不断哗变加入抗日队伍，壮大了南满游击队，是革命知识分子从事武装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典范。

1933年，曹国安同志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第三团政委。同年10月，曹国安率3团向江南挺进，开辟新的游击区，11月24日攻克了柳河县重镇三源浦和凉水河子，缴获了大批棉衣。1934年8月，在通化到山城镇间的公路上，他率团伏击了日军汽车队，打毁了11辆汽车，击毙日军大佐一名和数名指导官，缴获了一挺机枪和其他武器装备；9月又率队进入桓仁县境，在八宝沟打死打伤20多名敌人，缴获了部分枪支弹药。我军的连续获胜，震撼了南满广大地区，扩大了政治影响，增强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使其他抗日武装纷纷向我军靠拢和接受领导，进一步壮大了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阵容和声威。

1934年11月7日，曹国安同志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师长兼政委。1935年2月间，曹国安指挥部队袭击了营城子伪军取得了胜利；4月以后，率2师在江北转战于磐石、双阳、伊通、东丰、西丰、海龙、桦甸、抚松、蒙江、永吉等广大地区，钳制了大量敌军，有力地声援了军部和1师完成南下活动的重要任务；8月后，又率2师返回江南活动。

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曹任1军2师师长，再次回江北老游击区钳制敌人时，指挥部队歼灭了伪军骑兵教导团获重大胜利。

1936年6月，曹国安率2师与2军6师积极配合，前后夹击打击敌人获得胜利，他的积极主动配合作战的精神，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

1936年冬季，曹国安率2师转战长白地区，一举击溃日军“讨伐”队千余人，打死打伤许多敌人。1937年初，在临江县七道沟伏击日军的战斗中，曹国安同志不幸身负重伤，英勇牺牲，时年36岁。

童长荣，字烂华，又名张长荣，1907年出生在安徽省东县（今枞阳县）枞阳镇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幼年丧父，孤儿寡母，终年相依为命。

1913年，母亲送长荣到一家私塾读书，后转入小学继续攻读。1921年长荣考入了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期间，他参加了学运斗争，被推举为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成员，不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他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1921年6月2日，长荣同志参加了安庆学生进行的推翻省议会和驱逐省长李兆珍的斗争。1922年，他参加了安庆数千名青年学生反对军阀统治的示威大游行；1923年春，他和王步文等同志发起了组织安庆教职员的“索薪运动”，迫使反动当局发还薪金；同年10月10日，他在安庆又参加并领导了反对省议员的“贿选运动”，给反动势力以应有打击。安庆的学运斗争不断发展，声势日趋浩大，反动当局封闭了“学联”，并对长荣等30余名青年学生进行了通缉，长荣同志只好中断学习，被迫离开安庆，转移到上海。

1924年，长荣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5月，他响应党的号召，回安庆领导学生举行了罢课示威，积极地声援了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1925年下半年，长荣同志考取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公费留学日本，不久转入东京帝国大学，并与东京的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25年冬以后，隐藏在旅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的“西山会议派”的汤志先、王先强等国民党反动分子，公开喧称反苏、反共的反动主张，长荣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长荣同志被选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的领导，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东京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团结广大旅日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积极开展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1926年冬，长荣同志发动群众举行了反对戴季陶赴日进行卖国阴谋活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

1928年5月，长荣同志又以他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斗争精神，积极地发动和领导了广大旅日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在东京街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侵略军制造的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的反日爱国斗争，随后他被选为“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盟”的理事。日本当局深感不安，采取了法西斯手段把长荣等同志逮捕入狱。经过两个多月的狱中斗争，日本法西斯不得不将长荣等人释放出狱，但日本当局却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把长荣同志驱逐出境。

1928年秋，长荣同志回到祖国上海，按照党的指示精神，在上海组织了“反帝大同盟”；受党指派，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等职。1930年去河南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他积极配合全党工作，为挽救革命危机，促进革命高潮，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1931年3月，长荣同志调到东北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领导大连地区的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日斗争。

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派长荣同志担任东满特委书记。1932年春，长荣同志领导了大规模的春荒斗争，以摧枯拉朽之势蔓延至东满全区，捣毁了日本走狗机关“朝鲜人民会”，打击了日寇的侵略势力，鼓舞了人民的斗争勇气，整编了一些溃散的旧军队和群众性的抗日武装队伍，加强了抗日武装力量。

1932年冬至1933年春，长荣同志和东满特委的其他负责人领导游击区的广大军民，与日军周旋于深山密林之中，作战60多次，歼敌数百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展开了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殊死苦斗。

1933年冬，东满地区反日游击队发展为5个游击队，建立了12个比较固定的游击根据地。东满地区的这支游击队成为东满人民团结抗日的核心力量。1933底，东满地区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从此，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1933年冬至1934年春，日军向我抗日游击区发动了更加疯狂、残酷的“大讨伐”。1934年3月21日，敌人拉网搜山，长荣的队伍不幸被包围，由于敌众我寡，奋战中，长荣中弹负了重伤，流血过多而牺牲，年仅27岁。

郝贵林，原籍热河人，1900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幼年时期，家庭生活尤为困苦，很小就去给地主扛活，一连扛了十多年，受尽了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因生活所迫，他辞别了父母，背井离乡，只身一人逃荒来到黑龙江省双城县的农村，后又辗转流浪到珠河县（尚志），落脚在黑龙宫对面山的沟里。

1932年初，日军占领哈尔滨，随即东侵，占领了中东路东线珠河、一面坡大小各站，郝贵林安家立业的一线希望又落了空。国破家亡，旧仇新恨，使他胸中怒火燃烧。1934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珠河反日游击队来到黑龙宫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开辟新游击区。郝贵林要求参加队伍未被批准，但他不恢心，一直跟着游击队走了半个多月。赵尚志等游击队的领导看他抗日决心坚定，批准他加入了队伍，从此，他便成为赵尚志领导的珠河反日游击队的光荣战士，活动在哈东抗日战场，并很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秋，哈东支队进行了第2次改编，郝贵林同志被任命为司令部政治保安队队长。1934年9月，在保卫珠河黑龙宫游击区的战斗中，他光荣负伤，离队治疗休养。

1935年1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哈东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军长赵尚志。郝贵林伤痊愈重新回到司令部保安连担任连长。他率领保安连，机动灵活的打击敌人，在宾县境内仅3个小时就缴了三道岗等3个据点的大排队的30多条枪；在宾县财神庙缴了无耻投降的“占北平”山林队50多条枪；接着缴了花砬子王成大排队的械，烧了乌拉草沟和姜家崴子局所，又深入到敌人统治势力雄厚的马鞍山、金坑等处，使延寿的日伪军大为惊慌。

1935年4至9月，郝贵林的保安连随第3军司令部进军大小罗勒密，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郝贵林领导的保安连，如三军的一个拳头，指向哪里就在哪里打得响。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生活的考验和艰苦环境的磨练，郝贵林不但学会了打仗，而且还学会了带兵，成为优秀的连队干部。

1935年夏，根据珠河县委的决议，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扩建了3个完整团，郝贵林同志任第4团团长，在第3军司令部赵尚志同志的率领下，担负起新的远征任务。第4团在江南勃利、依兰一带活动，在郝贵林、金策同志的指挥下，英勇出击，取得了粉碎日伪军冬季“讨伐”的胜利。经过一年的战斗，部队屡战屡胜，并得到迅速发展。1936年春，第3军1师4团扩编为第3军第4师，郝贵林被提升为师长，率4师活动于勃利、密山之间。他指挥的密山哈达河战斗，一举缴获了150多条枪、数万发子弹，并活捉了伪军26团团长。在他机智英勇、灵活果断的指挥下，第4师在三江平原、完达山山麓，纵横驰骋，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成为第3军中活动面广、战斗力强，给敌人很大威胁的一个主力师。

1936年9月1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建立，郝贵林同志被选为省委委员。1937年初，他兼任北满抗日联军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办事处主任。

1937年7月间，郝贵林同志率领10几名同志到勃利县青龙山小五站为部队筹集给养经费，收取“红区地方款”，在他等待取款时，遭到勃利县二百多日伪军的攻击，被敌人三面包围。战斗中，郝贵林同志用机枪阻击敌人，掩护队伍突围，并不顾个人安危，抢救受伤的通讯员，不幸自己也负伤，但他坚持不下火线，后被同志们奋不顾身地把他和通讯员抢救下来，郝贵林同志终因流血过多而壮烈牺牲，时年37岁。在他的悼词中，充分肯定了他为祖国、为民族和党的事业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称他是反帝爱国的忠诚战士、抗日联军中优秀的指挥员、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赵一曼，女，原名李坤泰，乳名淑端，曾用名李淑宁、李一超，1905年农历9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的一个每年收租七十担的封建地主家庭里，八个子女中她最小，赵一曼的名字是她参加东北抗日斗争时使用的化名。

一曼同志8岁时入私塾学习。1920年，一曼在大姐夫郑佑之（共产党员、革命先烈）那里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宣传，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1924年冬，经大姐夫的引荐，共产党员何珌辉的介绍,一曼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一曼任白杨嘴村团支部书记,在家乡积极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为受压迫的妇女求解放，成为反对封建势力的领导者。

1926年农历正月初五，一曼逃离了罪恶的封建家庭。1926年正月十六，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一曼进入了宜宾女子中学。不久，一曼被选为学校共青团支部委员，并先后担任了宜宾地区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党团领导爱国委员会委员、宜宾女子中学校学生会常委、宜宾县学联常委职务，成为宜宾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1926年农历端午节的前夕，长江上开来了奸商李伯衡替英帝国主义商人贩运洋油的船只，在党团领导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一曼同志和女中的共青团员在全校展开了宣传、发动工作，发起了抵制仇货、抵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他们的行动带动了宜宾地区联中、男中等学校两千多学生参加，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并得到了全省、全国的有力支援，迫使奸商在学生们面前低头，使爱国运动取得了彻底的胜利。1926年夏，一曼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16日，一曼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后入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宜宾县党部成立的中山中学。1926年10月，党组织保送一曼同志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去学习。1927年9月，党组织又派她到苏联学习。1928年冬根据组织决定回国，被派到宜昌做秘密工作。1929年冬，一曼同志在上海党中央做秘密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调她到东北工作，在沈阳工厂里的女工中进行了一年多的秘密活动。1933年初，一曼同志被调到哈尔滨，在满洲省总工会做组织工作，后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

1933年4月2日，一曼同志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厂举行的全市反日大罢工斗争。1934年4月间，一曼同志去海伦巡视工作，与当地党组织和武装队一起，以二百多人的武装力量战胜了汉奸武装五百多人，当场击毙国团总，给当地伪军以很大震动，振奋了人民精神，扩大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影响。

1934年春，哈尔滨党组织遭到了破坏，一曼同志被满洲省委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县委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身份在我抗日游击区展开工作。在解决我抗日队伍的武器方面她发挥了聪明的才智。一曼同志还是一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她曾带领农民自卫连攻其不备打击敌人，解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3团之围，还生俘了一批敌伤员，缴获了一批武器。

1935年初，一曼患病住我抗联医院治疗，由于一曼同志的高度警惕性，查出了混进医院的日本特务，使我军和医院避免了惨重的损失。

1935年秋，一曼同志以道北区委书记的身份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2团的政委。1935年11月22日，一曼同志因受伤在珠河县第三区春秋岭附近的一个农舍里养伤，被敌密探发现，带人包围了农舍。一曼同志因左腕被打穿流血过多昏迷过去不幸被捕，押解到珠河县城，受尽了惨无人道的刑讯拷打。敌人探知一曼是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妇女运动指导者”后，把她送到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禁闭起来。

1936年6月29日，一曼同志经过长时期的思想工作，策反了伪警察董宪勋等人，并在其帮助下逃出哈尔滨，被敌发觉后，于6月30日早5时在阿城县李家屯将一曼同志抓回并押解到哈尔滨伪警务厅。

1936年8月1日，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又将一曼同志押到珠河县。1936年8月2日，敌人将一曼同志绑在大车上“游街示众”，怕一曼向乡亲们宣传抗日，在珠河县（今尚志县）小北门将一曼枪杀，时年31岁。

李福林，原名公道轸，又名崔东范，1907年5月21日生于朝鲜咸镜北道稳城郡一个贫农家里。

李福林7岁开始入村私塾读书4年，11岁时因家庭逐年累债，无法偿还，全家五口于1918年2月逃到吉林省和龙县明岩村落脚。13岁那年，经人介绍到和龙县城一家中药铺当学徒和店员，以减轻父母的负担。贫寒的日子，阶级的压迫，使李福林很快接受了进步思想，参与了一些革命活动。

1928年春，李福林和5名同志在家里开秘密会时，突遭敌人的逮捕，在押解途中，他突然把警察打落水中，趁机逃跑而脱险，在哥哥的支持帮助下，他忍痛离开双亲，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1929年，党派李福林同志到宁安县东京城搞农民运动，后转到海林县工作。1930年，党组织又派他到阿城县搞农民运动。时隔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11月，李福林同志在海沟一带做群众工作时，不幸被敌人逮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福林同志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2年春，党派李福林到哈尔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按照省委指示，改组珠河县委为珠河中心县委，他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在此期间，他广泛进行反日宣传，积极建立反日会、反帝同盟等组织。

1932年秋，李福林同志和金策同志在珠河县蚂蚁河东组织了一次一千多人的反日游行示威，成为珠河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日斗争，惊愕全城。

1933年初，李福林同志根据珠河中心县委的指示，积极从事建立珠河地区抗日武装工作。同年6月，李福林、李启东等同志打入了义勇军孙朝阳部队进行抗日工作，后因孙朝阳的同伙密谋杀害赵尚志及他本人等同志的消息被得知，李福林等7名同志携带10支大小枪支和1挺机枪，脱离了这支队伍，在县委的决定下，以李福林等7名同志和武器为基础，又补充6名队员和枪支，于同年10月10日在三股流正式成立了珠河反日游击队，推选赵尚志为队长，李福林为党支部书记。

1934年6月，珠河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李福林同志担任哈东支队党委书记。1935年1月，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在三股流以哈东支队为基础，吸收地方青年义勇军，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李福林任第3军执法处长。

1935年9月，第3军扩编为6个团，李福林同志担任第1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初，李福林同志率1团在延寿、方正一带坚持游击斗争，建立了根据地，从军需物资和兵员等方面，有力地支援了赵尚志率领的第3军主力部队西征。

1936年8月，第3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李福林担任第1师政治部主任兼任哈东游击司令。他率领1师指战员，有力地粉碎了日军的“讨伐”，保卫了群众的利益，使群众受到极大鼓舞，被这个地区的人民称呼为“哈东司令”。

1936年9月，李福林同志被选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委员，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同年冬，他担任了东北抗日联军第3、6、8、9军联合组成的抗日联军依东办事处主任。

1937年1月，李福林同志率领1师1团转战在哈东一带，多次袭击敌人据点，打死日军、伪警察数十人，缴获了许多枪支，扩大了队伍。

1937年4月，李福林同志率少年连和警卫连170多人去省委开会途中，因汉奸告密，被六、七百日伪军包围，他在双脚被打断的情况下，一边掩护部队突围，一边迅速销毁随身文件，当他目送部队突出包围圈时，凶恶的敌人已冲上前来，他无法躲避敌人密集的枪弹，壮烈牺牲，时年30岁。李福林同志为珠河游击队的创建和抗联第3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爱戴的“哈东司令”。

李秋岳，女，原名金锦珠，别名张一志、柳玉明，1901年生于朝鲜平安南道中乐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秋岳7岁丧父，跟随母亲过着一面读书，一面劳动的贫苦生活。

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了全民性的“三一”反日起义，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血腥镇压。李秋岳和杨林同志在这场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结成了革命伴侣。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秋岳同志开始阅读革命书刊，学习革命理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为民族独立、为祖国解放而斗争的革命道路。

1920年初，杨林同志被日本侵略者通缉，无法在国内继续活动来到中国，李秋岳同志在国内又坚持了4年多的反日斗争。

1924年底，李秋岳为摆脱敌人的搜捕，离开朝鲜到广州找到了杨林同志，参加了中国的革命活动。

1925年2月，李秋岳同志参加了广东国民革命军东征军的宣传队。同年6月参加了平定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斗争。同年秋，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黄浦军校工作和学习。

1927年8月，党组织派李秋岳和杨林去苏联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技术。1930年春，他们二人回国，党组织派他们到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工作，不久又把他俩派到中共东满特委工作。秋岳和杨林同志积极发动群众，建立秘密的群众组织和革命武装。秋岳到处进行抗日演讲，号召中朝人民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武装，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1年冬，李秋岳同志调回满洲省妇委工作。她经常深入到工厂、市民中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做了许多宣传和组织工作，受到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好评。

1932年秋，中共满洲省委派李秋岳同志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工作，她先后担任了县委委员、妇女部长、铁北区委书记等职务，她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和赵一曼同志都是珠河反日游击区著名的抗日女英雄。

1934年初，中共满洲省委又派她回珠河县委工作。1935年秋，敌人集结了大批敌伪军对珠河游击区进行残酷的“扫荡”，李秋岳同志亲率铁北群众给哈东支队送弹药、衣服、鞋和粮食，并进行医疗救护的支援。根据满洲省委和珠河中心县委的指示，她又率铁北革命群众开辟方正、延寿游击区，并担任中共延方特支书记。秋岳同志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建立了反日会组织，组建了中共方正县委。

1936年2月，党组织又派她到通河去建立反日会组织，进行抗日斗争。经过秋岳半年多的积极宣传和组织，相继又建立了4个反日会组织和通河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秋岳同志为开展通河地区的抗日活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8月27日，李秋岳被敌人的肃整宣抚工作班逮捕，受尽了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敌人看她抗日意志非常坚定，是一位不可征服的抗日战士，于1936年9月3日在她被捕后的第七天，把她枪杀于通河县城西门外，时年35岁。

何忠国，湖北人，生于1909年，贫农家庭出身。

何忠国在青年读书时就开始接受马列主义，逐步地树立了为革命而献身的理想，并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192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根据党的指示，深入到工矿，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他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后来，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1934年秋回国，党即派他到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担任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政治部主任。

何忠国到任后，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平同志的建议和中共密山县委十月扩大会议精神，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阶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军事训练，严明组织纪律，克服分散主义，扩大党的影响，对第4军进行了思想、政治、军事等方面上的整顿。通过他的宣传、组织和积极开展团结各种抗日队伍的工作，使抗日同盟军第4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并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和士兵反日会等组织，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和部队的战斗力。

1934年冬到1935年春，我第4军广大指战员面对敌人残酷的经济封锁造成我军缺衣少食无住处，没有被敌人疯狂的“围剿”所吓倒，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1935年初，何忠国同志率领部队转战在密山、勃利、穆凌、依兰等地，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术，指挥部队炸毁了日军的军火仓库和物资，破坏日军的交通要道，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1935年4月27日，何忠国同志率领1师2团占领了依兰县重镇阁凤楼，击毙伪军20余人，缴获步枪30余支，没收了镇内日本洋行及其走狗商店的财产，将其中的一部分分给了群众，扩大了第4军的队伍，使抗日同盟军的名声大震。

1935年6月17日，何忠国同志率领1师2团在勃利县刘家庄与日军遭遇，他身先士卒，临危不惧，沉着、勇敢地站在山头上指挥战斗，身中数弹不下火线，光荣牺牲，年仅26岁。

何忠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是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人员，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他的牺牲是4军的重大损失。

杨太和，别名杨景荣，1904年8月17日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一个农民家庭里。

1910年，杨太和全家迁居到黑龙江省密山县杨木岗拉拉街。1915年，杨太和11岁进拉拉街一家私塾馆读了5年书，后因父病故而放弃了学业，担负起支撑门户和管理家业的重担。

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杨太和走上了抗日救国之路。1932年初，他在密山县同苏怀田、田宝贵等10余人一起，组织了抗日武装，不断打击敌人，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并迅速发展成一支四、五百人的抗日武装。同年，他们投奔了抗日救国军，被编为补充第2团，杨太和任该团第3营营长，后来又担任了该团的副团长。1932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1月，根据上级的指示，以原救国军中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部分抗日武装为基础，于宁安县孟寡妇屯建立了抗日救国游击军，杨太和担任第1团团长，并率队返回密山县，着手创建密山反日游击区。

杨太和同志爱憎分明，他把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解放摆到了个人安危和家庭幸福之上。面对密山县伪县长刘相湳（系杨太和的内兄）提出的诱降条件，他不为所动，大义凛然与其划清界限，并动员亲属多人参加了抗日队伍，奔向抗日战场。

1934年春，杨太和同志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和伪军中爱国士兵的响应，一举将密山县的小石头河子伪自卫团全部缴械，巩固了抗日游击区。

1934年3月，杨太和负责代理指挥抗日游击军全军军事工作的重任，率领全军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抗日游击活动达5个月之久。

1934年9月，抗日救国游击军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下辖一个师，杨太和同志继续担任第1团团长。同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改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杨太和同志担任第1师师长兼第1团团长。

1934年10月6日，杨太和师长派主力部队攻打密山县城，并命令部队边打边进行政治喊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伪警备队营部，将一连伪军全部缴械。同时包围了伪县公署的日本守备队，经过激战，全部占领了密山县城，缴获了敌人各种枪支138支，子弹万余发，以及其他许多军用物资，扩大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政治影响。

1935年初，第4军根据反围剿和扩大抗日游击区的需要，组建骑兵队伍，杨太和奉命率领1师为部队解决战马问题，于1935年2月，攻打了勃利县青山沟的伪森林警察队，毙伤一批敌人，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和500多匹好马，保证了4军骑兵部队的需要。

1935年5月24日，杨太和又率1师1团进攻了林密线上的滴道河车站，包围了车站的自卫团防所，歼灭了守卫车站的日军，迫使大部分伪军放下武器。在同日军进行殊死战斗的日日夜夜里，杨太和同志率领1师英勇顽强地打击敌人，一刻也未停止过。在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掩护在后，不避艰险，不怕牺牲，赢得了全师指战员和密山人民群众的赞扬和尊敬。

1935年9月，杨太和同志奉命率队去依兰县五道河子参加第4军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路经勃利县缸窑沟时，突然遇敌，在形势与我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杨太和率领几名战士掩护部队转移，同敌人激战到最后一个人，终因敌众我寡，壮烈牺牲，年仅31岁。

杨太和同志为中华民族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在吉东人民心中留下了一个真正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形象。

傅显明，满族，黑龙江省双城县人，1900年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他的童年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他7岁亡母，12岁丧父，家境困难未能上学，终年跟随兄嫂下地劳动。

1916年，他刚满16岁时，因不甘忍受地主的剥削，逃到宁安街里去给鞋铺和商店当杂役工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927年，因店主盘剥过甚，无法忍受而跑出宁安，到中东铁路沿线18旅当兵，后因故离开，复到宁安二区，在芦家屯、卧龙屯警察署当巡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傅显明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下，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决心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斗争。他奔走各地，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唤起群众的觉悟。同时，他收集了几十支枪，于1932年初，与好友杨永山一起参加了救国军。救国军溃散后，他报字号“青山”，又与其他爱国民众组成抗日武装队伍奋起抗日。后率队参加了王德林领导的抗日救国军任连副，因作战英勇，屡建奇功，不久被提升为连长。

1933年初，王德林等救国军上层领导，在日军进攻面前竟离开了东北抗日战场，跑到苏联去了，哈东地区被日寇占领。傅显明认识到依靠他们是不能进行抗日救国的，跟着他们是没有出路的，还得找共产党。他毅然返回安图，随周保中同志领导的救国军残部，活动于安图、宁安、东宁等地，并于同年6月16日参加了出名的“三岔口”战斗。

1933年秋，救国军吴义成率领下的各支部队，士气低落，或逃跑或投降。决心坚持抗日的队伍，因缺乏统一的领导，均都独立进行活动。为适应这一环境，傅显明报了山头，以“占中华”字号率领150余人活动于宁安东南山一带。此后，在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党组织提出的联合抗日的主张下，傅显明积极响应，并与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李荆璞同志的“工农义勇队”共同活动在宁安县各地。

两年多的抗战斗争实践，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使傅显明同志进一步明白了“只有依靠群众，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打败敌人，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这样一个道理。因此，他要求他的部队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鱼水关系，他的部队也迅速壮大起来，多则达到400余人，并不断地给宁安等地的日伪军以有力的打击。他率队作战英勇，屡建战功，于1933年冬，被推举为救国军14旅第1团团长。

1934年春，傅显明率领全团参加了由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组织建立的“绥宁反日同盟军”，被编为东满派遣队。他坚定不移地认为若坚持抗日斗争，必须与共产党合作，由共产党来领导。在党的领导下，他率全团坚持了两次反讨伐斗争。

1935年2月，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1936年1月以后，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傅显明同志任第5军第2师师长兼第4团团长，在5军宣告成立的同时，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到1936年初，针对日伪军的秋、冬季大“讨伐”，傅显明同志率5军2师大部和1师一部以宁安游击根据地为中心，同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斗，打死了许多敌人，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

1935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加紧对我吉东地区的统治，进行长期的不间断的“讨伐”，并在经济上对一切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妄图阻止人民群众暗中给抗日部队送给养。为粉碎敌人这一阴险毒辣的企图，1936年1月20日，傅显明同志根据5军军党委的决定，率领5军2师担任光荣的先遣任务向密山方向前进，去开辟新的游击区。1936年2月17日，部队活动到了密山县黄泥河子煤矿附近，在攻打煤矿时，因不熟悉当地情况，被力量超过我军很多的日伪军包围追击，在激烈的战斗中，傅显明同志壮烈牺牲，时年36岁。

于洪仁，字博安，满族，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北岗子一个农民家庭里。他童年在本屯私塾读了三、四年书，后到宁安街小学、中学读书，1930年于宁安吉林省立第四中学高中毕业。

于洪仁中学读书时，在学校地下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和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其革命觉悟提高很快，于1930年初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下半年到宁安腰岭子屯当小学教员。

于洪仁当小学教员期间，经常向学生进行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教育，组织进步青年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渴望到斗争第一线去，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2年初，中共宁安县委派洪仁同志到救国军里去工作，改造自发的抗日队伍，使其纳入党的领导之下。1932年9月，宁安县沙兰镇雇农出身的李荆璞将自己组织起来的100多人的农民抗日武装脱离了“吉林抗日救国军”队伍。洪仁同志很欣赏李的抗日决心，支持李的行动，同时出主意想办法和有力的配合，帮助李解决了武器问题，颇得李的赏识，并把洪仁调到自己的身边，成为李的得力助手。在一次袭击伪保安队的战斗中，洪仁同志周密布署，精心安排，并身先士卒，使脱离救国军来第一仗初战告捷，不仅赢得李的更加信赖，而且使洪仁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同时也扩大了队伍。后这支队伍起名为“平南洋总队”，李任总队长，洪仁为副总队长。通过打宁安保安队王竹三的战斗，“平南洋”这个名字在宁安一带开始叫响，不少杂牌武装也被收编。

鉴于“平南洋”总队收编进来的人有些是土匪，其恶习难改，打着抗日旗号做坏事，日本人借题发挥，大肆造谣，强加罪名，给部队带来很坏的政治影响，为正名声，李、于二人统一认识，将部队改名为“东北工农反日义务总队”（简称“工农义务队”）。

洪仁同志通过自己在战斗中的表现，确立并巩固了在这支队伍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他经常帮助李学习文化知识，特别注意李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变化，耐心的做李的思想工作，一有机会就向李灌输我党的主张、方针和政策。通过日积月累循循善诱的工作，逐渐使李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使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开始有了要找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的愿望。洪仁同志趁热打铁，向李讲了入党的条件和党员的标准、纪律等方面的知识，使李对入党有了进一步的明确认识，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改进不足，终于在1933年5月2日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在洪仁同志积极努力工作下，这支东北工农义务总队从此直接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此后，部队建立了党支部，洪仁任书记，李任委员，上级党组织又陆续派来党员干部充实这支队伍，为彻底改造和发展这支队伍奠定了基础。

于洪仁同志在帮助教育和培养李荆璞的同时，丝毫没有忽略对部队基层骨干和广大战士的团结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经常深入战士中间做思想教育工作。1933年6月，日寇对救国军残部、山林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欺骗和“军事讨伐”，许多山林队准备投降日寇，工农义务队内部也受到一定影响，由于洪仁同志事先在党团员中做好了思想发动工作，坚定了广大爱国官兵抗日到底的信心，给日寇诱降阴谋和顽固的投降分子以沉重的打击。

1933年冬，日寇开始了“冬季大讨伐”，部队活动很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洪仁同志开始对收编队伍进行了纪律整顿，历时两个月，于1934年1月的一天，召开了全体官兵大会，提出了废除私有剥削制度，枪马财产归公，官兵一律平等，不得打骂士兵和施行肉刑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官兵的大力拥护和支持，使部队的成分纯洁了许多，有力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1934年2月，工农义务队加入了周保中的队伍，并吸收了其他一些抗日队伍，成立了绥宁反日同盟军，建立了同盟军党委会和军委会，洪仁同志任党委委员和军委委员。1934年8月21日，洪仁同志在大唐头沟被叛徒开枪杀害，牺牲时年仅26岁。

李光林，朝鲜族，1910年出生在延边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少年时代，他身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心里埋下了仇恨和反抗的火种，在当地党团组织的教育和影响下，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1929年初，光林同志利用随父亲去亲戚家串门的机会，深入到南胡头一带，发动农民进行抗租斗争。同年，李光林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级党组织任命李光林同志为宁安县团委书记。他经常深入到宁安县境内的花脸沟、五凤楼等地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组建和发展团组织，发动青年参加抗日斗争，使这一带很快地建立起团的组织，从而迅速开展了群众性的抗日活动。

1933年初，日寇向吉东地区大举进攻，整个吉东地区遂为日军占领，光林同志坚持留在当地进行地下抗日活动。同年，组织上任命他为吉东局团委常委。1934年他又担任吉东局团委书记兼吉东局巡视员。

李光林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对敌人满怀阶级仇恨。他坚毅、沉着，警惕性高，在极其险恶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周旋，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他还经常向同志们传授地下斗争经验，使许多同志逐渐成长为有胆有谋、智勇双全的革命战士。

李光林同志一事当前总是先为同志着想。在宁安二道河子一带开展工作期间，他担心一位同志会受到山林队盘查而发生危险，就把当时救国军总参谋长周保中同志给他弄到的护照让给了那位同志，宁肯自己去承担风险。他在危难的时刻不惜牺牲自己去保护同志，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无私忘我、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质。..

李光林同志对自己的同志怀有火一样的革命情谊。他看到一位同志衣着单薄，立即将自己身上的长袍脱下给同志穿，关心同志比关心自己为重。

1934年底，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和当时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把流散的抗日武装组织起来，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真正的抗日武装力量，于1935年1月，派光林同志到汪清一带去说服柴世荣部、傅显明部两支队伍接受改编。经过光林同志耐心细致的工作，使改编的任务顺利完成，在1935年2月正式组建了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2师，光林同志任师政治部主任。

对于这支新组建的队伍，光林同志不辞辛苦，深入群众，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他针对部队汉族、朝鲜族混合编队的特点，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广泛同战士谈心，使他们晓以抗日救国的道理，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敌人，朝、汉两民族战士必须亲密无间，团结战斗，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光林同志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下，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1935年4月，李光林同志和傅显明同志率3、5、7团随军部留在宁安境内活动。1935年冬，日本侵略者加紧对我抗日武装力量进行“讨伐”，使我军给养发生困难。光林同志带领4连和5连的一部分战士到嘎子沟一带征收给养和服装，由于当地一个汉奸向敌人告密，敌人派伪军一个团，将光林他们重重包围在尤家窝棚后面的一间空房里，终因敌众我寡，我军弹尽，光林等13名同志不幸被俘。面对敌人的淫威，光林同志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怒斥伪军甘当日寇的鹰犬，为虎作伥，残害同胞的罪行，敌人老羞成怒，当场残忍地将光林同志杀害。

李光林同志在宁安、吉东地区扩建团的组织，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对抗日联军第5军的建立，特别是对5军2师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民族解放事业洒尽了鲜血，牺牲时年仅25岁。

张传福，1902年生于吉林省公主岭。1905年日俄战争时，其家因遭沙俄军队的残害，抛下土地、房屋等财产，逃到下江汤原，后定居于太平川田家屯。

张家经过二十几年的奋斗，家业重又发展起来。全家37口人，有房15间，地百来垧，有车有马，特别是张家粉坊在太平川一带远近皆知。老掌柜（张传福的伯父）去世后，张传福虽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六，没念过书，却因精明能干当上了掌柜。

“九•一八”事变，使东北沦于日寇的统治下，想到老一辈在公主岭的不幸遭遇，为了自家安全大计，1933年张传福接受了敌伪的任命，当上了太平川伪自卫团长。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汤原反日游击队日益活跃，党领导人民反日救国运动日益高涨，使张传福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深悔自己走错了路，因此，每逢“讨伐”游击队时，张传福的自卫团放“朋友枪”应付了事。

1934年旧历10月21日，张传福经过我党的争取教育，率部哗变，参加汤原反日游击队，被编为小队，张任小队长。年底，汤原反日游击队改编为总队，张传福改任为中队长。为解决人多枪少的问题，张传福一面率队收缴警察署、所的敌伪的枪支，一面以购买的方式来增加装备，使队伍不断壮大，装备不断加强，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1935年秋，敌人以张传福的家属为钓饵，诱骗张传福叛离游击队的阴谋破产，张传福为表抗日决心，率队回家烧毁房屋和财产。不久，中共汤原县委批准张传福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根据敌我斗争形势和北大荒的自然地理条件，游击总队决定建立骑兵队伍，派张传福筹集马匹。张传福率队以陷马沟为中心，活动于亮子河、汤旺河、大眼儿沟、佛爷砬子等地，一边打击敌人，一边开展群众的反日救国运动，很快就建立起100多人的骑兵队伍，并在1935年11月间，与赵尚志所率的第3军一起，迅速攻占了亮子河金矿，缴获了伪军和矿警队的机枪两挺、步枪百余支。

1936年1月末，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张传福任第3团团长。同年3月，张率队打击伪军，将40多人的伪军全部缴械。旧历5月4日，他率队又袭击了一辆满载鬼子的汽车，消灭了22名鬼子，缴获了一些枪支。在这次战斗中，他负了重伤。同年底，张传福被任命为第2师师长。

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下江人民在党领导下和抗日武装配合下，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高潮。日本侵略者为摆脱我抗日军民的牵制，调集重兵包围游击区，“讨伐”抗日联军。张传福奉命率2师进行反“讨伐”的游击战，在江南从依东到桦川、富锦，又转战到江北的绥滨和萝北一带，同敌人兜圈子，乘隙打击敌人，打完就走。

1938年5月，北满临时省委决定以抗联第3、6两军的主力来突破敌人在伪三江地区的包围，进行西征，开展松嫩平原的游击战。7月，张传福受命率2师起程西征。8月初，队伍在太平川补充了给养。一天傍晚队伍行至黑金河，准备在沟里宿营时，突遭从北山摸上来的百余日伪军的袭击，战斗中张传福负重伤，在转移的第二天夜里，终因伤重而牺牲，时年36岁。

陈荣久，1904年出生在宁安县东京城三家子村一个雇农家庭里。少年时期，因家庭生活贫困，无法读书，在家种地。后在东北军第21混成旅骑兵2营7连当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了东北各地，无辜的人民惨遭屠杀。荣久同志目睹了日军的残暴罪行，仇恨满腔，他在军营中指责国民党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将东北拱手奉让；同时在士兵中他激励大家不要投降，坚决抗日，其爱国精神得到了士兵们的同情和支持。当连长率队投降时，他和那些主张抗日的士兵一起，缴了连长的枪，举行起义，投奔了抗日救国军。不久，救国军整编时，大家公举他为新编第5连连长。在他的领导下，人员不断增加，士气愈来愈高，多次与日军交战，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

荣久同志爱憎分明，他坚决反对、拒绝执行救国军个别首领制造的内部自相残杀的做法，深得士兵拥护。在危急关头，荣久同志抗日决心坚定不移，他人的诱惑、规劝，都遭到荣久同志的严厉拒绝和痛斥。1933年2月，他得知李延禄同志率领的抗日救国游击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遂率队到宁安参加了抗日救国游击军。不久，他担任了游击军军部副官，并参加和指挥了二道河子、东京城等战斗。

1933年5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和吉东局的指示，陈荣久随抗日救国游击军转赴密山地区活动，曾参加和指挥队伍与敌人进行多次战斗，冲锋陷阵，不怕危险，带领部队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被群众称颂为“魁武将军”。在党的教育下，荣久同志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进一步坚定了为中国革命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斗到底的信念。经过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1933年6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6月，党组织决定将抗日游击军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1934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同志赴上海向上级组织汇报4军活动情况，以争取全国各界人士支援东北的抗日斗争，荣久同志代理4军政委职务，他和杨泰和同志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整训工作，使部队上下团结，士气旺盛，纪律严明。与此同时，荣久同志伺机率队打击敌人，在密山平阳镇、向阳等地与日伪军交战多次，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了4军部队。期间，他还积极开展对反日山林队的争取与收编工作，对4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秋，党组织派荣久同志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深感党组织对他的信任，更加坚定了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信念，并决心用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情。

1936年秋，荣久学习完回国，党组织派荣久同志去虎林、饶河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2师为基础，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经过荣久同志艰苦细致的工作，于1936年11月，在抱马顶子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宣布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正式成立，荣久同志担任军长兼第1师师长。

1937年春，敌人对游击区和抗联第7军进行春季“讨伐”，妄图消灭新成立的抗联7军。为粉碎敌人的企图，3月，荣久同志率队分兵几路截击敌人。他亲率150余人在饶河县西北小南河天津班活动时，与日伪军三、四百人遭遇。在腹背受敌、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陈荣久同志奋不顾身地指挥作战，负伤不下火线，直到击退敌人围攻，指挥队伍突围出来。不幸的是，在掩护大队转移时他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3岁。

张文偕，山东省掖县人，生于1907年。青年时期，他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加入到中国工人阶级的行列，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思想日趋成熟，并很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去学习。

1933年6月，张文偕回国，被党组织派到李延禄同志领导的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任政委，同广大抗日战士转战在吉东地区英勇打击日寇。同年，党组织派他以救国游击军、后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政委的身份到在虎林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的饶河反日游击队去帮助工作，后任饶河反日游击大队队长。

张文偕同志到任后，和游击队的其他领导同志，认真总结了虎林战斗游击队失败的原因和游击队同救国军联合中的经验教训，制定了积极宣传和稳妥联合的方针，和带领游击队积极打击敌人，用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来扩大游击队的影响，提高游击队的威望的策略。经过张文偕同志积极的工作，于1934年7月，在义顺号召开了救国军残余部队和各山林队200多人的反日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收编了200来人加入游击队，使饶河反日游击队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加强和进一步扩大抗日武装奠定了有力基础 打开了新的斗争局面，并在张文偕同志出色的指挥下，取得了打击日伪军的多次胜利。

1934年2月25日，张文偕率领队伍冒着大雪在饶河一带活动，行至十八垧地时，与200多敌人突然相遇，张文偕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沉着、机智的指挥战斗，利用有力地形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打死打伤30多个敌人，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抱头鼠窜，这一仗打出了游击队的威风。同年6月，张文偕率领游击队打垮了抱马顶子苑福堂70多人的走狗队，不久又取得了攻打小佳河、小西山等地走狗队的胜利，并创建了以抱马顶子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张文偕同志不仅是出色的军事指挥员，而且还是搞好部队建设的党的优秀干部。他无微不至地关怀每一个战士，为解决战士的衣食问题，他经常忍饥挨饿。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深受同志们的拥戴。他十分重视游击队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不断地向战士们宣传抗日军队保护人民的宗旨，要求战士遵守群众纪律，保护群众利益。在实际行动中，他率先垂范，给战士们做出了榜样，使游击队和群众关系非常密切，被老百姓称之为“真正的救国救民的队伍”。同时，他还特别注重游击队内部的团结，在他的领导带动下，同志们紧密团结，并肩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34年8月28日，张文偕率领游击队和山林队攻打虎林县三人班的敌人，由于山林队行动不够隐蔽，被敌人发觉，致使大批敌人把游击队团团包围。张文偕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赶快撤离，他留下掩护。在阻击当中，敌人密集的弹雨射向了张文偕同志，但他仍顽强地阻击着，直到队伍安全地撤出敌人的包围圈，而张文偕同志却壮烈牺牲，年仅27岁。

邓铁梅，原名邓古儒，字铁梅，1892年出生在辽宁省本溪县磨石峪邓家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里。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颇有声望和受人尊敬的读书人和塾师。

1898年，他进入本村私塾读书。1902年升入县城三门洞高等学堂。1905年毕业后，他随叔父在县城总甲所任文书等职。1914年，邓家因匪祸而倾家，父亲和叔父等6口人惨遭杀戳。邓铁梅辞职回家闲居，此间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1917年，邓铁梅考入本溪县警察教练所。1918年结业后，在本溪县警察大队当班长。1921年转调到凤城县，曾任警察大队长。1929年担任凤城县公安局局长，因教育部下秉公处事，不得危害和勒索百姓，受到部下和群众的爱戴，但同时也得罪了上司，在陷官和劣绅的诬告陷害下，于1930年被解除了县公安局局长职务。此后，他又分别担任过辽宁省警务处督察员和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等职务，1931年4月又遭革职而去锦州闲居。

“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从回到凤城县，决心组织群众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经过数日积极的串联，聚集了近200名抗日志士，于1931年10月，在凤城县小汤沟（现岫岩县境内）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众自卫军”，邓被推选为司令。自卫军成立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队伍就发展到两千多人，并积极活跃在辽东半岛的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31年11月22日，经过周密的调查和布署，民众自卫军战士400余人在邓铁梅的亲自指挥下，全歼了凤城日伪军守敌，捣毁了伪县公署、公安局，并冲进监狱，救出了百余名爱国志士和其他受难同胞，缴获了步枪400余支，机枪三挺，迫击炮二门和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凤城大捷使民众自卫军的军威大震，入伍者络绎不绝，自卫军的队伍又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此后，民众自卫军远征庄河县城，未动一枪一弹，便收缴了迫击炮两门、步枪600余支，接着又打败了伪军李寿山部。

1932年8月，东北民众自卫军进驻了富庶的战略要地—龙王庙，建立了包括丹东、凤城与岫岩之间方圆百余里大片地区的根据地，部队也发展到了1.5万多人，并成立了器械、被服和印刷等工厂，以保证部队军需供给。

邓铁梅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在根据地制定了合理的税收政策，掌握了民生必须的盐滩，没收了反动逃亡地主的大批财产，印发了“东北民众自卫军流通券”，禁止粮食外流，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他还为部队制定了“不爱钱、不扰民，军民一家，抗战到底。”和“四不”，“三愿”等严明的纪律。对于个别违犯纪律的人，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严厉惩处。他要求部队所到之处秋毫不犯，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同战士吃住在一起。1932年夏天，二道洋河一带闹粮荒，危急关头，他断然决定从龙王庙调运粮食一千多石，解救了灾区人民的危难。

邓铁梅率领的民众自卫军不屈不挠地坚持抗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1932年5、6月间，敌人利用邓铁梅昔日的一个好友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规劝邓铁梅招降，被邓铁梅断然拒绝。同年8月，敌人又派邓的另一位旧友向邓进行第二次招降，邓将计就计，将来凤城县的日本6名“谈判”代表全部处死，严厉惩处了日本侵略者，表明了邓和民众自卫军坚持抗战到底的钢铁决心。

1932年9月，邓铁梅率民众自卫军粉碎了三千敌军对根据地的围剿，缴获了载运物资的大车100多辆。同年12月下旬，他又率近两千名民众自卫军攻打岫岩县文家街，打死日军7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使敌人弃城丢尸，败阵逃亡。

1934年5月30日，邓铁梅因事来岫岩县头道干沟小蔡家沟张家堡张文燮家暂住，被叛徒沈廷辅等7人密捕并押送到大营子石棚沟的密林中，后由伪军重兵守护，转押到奉天伪陆军监狱。

在狱中，邓铁梅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痛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充分地表现了他热爱祖国、反抗侵略的崇高的民族气节。1934年9月28日早五点钟，受尽酷刑的邓铁梅被敌人野蛮地杀害了，牺牲时42岁。

李东光，原名李相俊，别名张世贤，曾用名李东日、李东一，朝鲜族，1904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庆源郡一个中农家庭，1918年迁入中国东北珲春县大荒沟居住。

1922年，东光同志在龙井东兴中学读书时，就开始了革命活动。1925年，东光同志因家庭生活困难，被迫暂时辍学，被组织派回珲春大荒沟的三一小学教书并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东光同志回到东兴中学，积极从事学生运动，成为间岛地区（现延边地区）青年运动领导者之一。

1927年初，东光同志因第一次间岛共产党事件被捕，同年9月越狱逃出，前往柳河、磐石一带从事青年和农民工作，并在磐石模范小学任教。

1928年冬，东光同志在桦甸彭密顶子山沟里开办300多人的短期训练班，向参加者传播革命思想，启发群众觉悟，讲述革命导师的革命事迹等，对培养革命骨干力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29年，东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6月，东光同志任盘东区委书记，领导呼兰镇等地的群众积极进行抗日斗争。

1932年春，东光同志领导盘东地区中朝农民进行抗日、抗租、抗债、分粮、抓走狗等斗争。同年4、5月份，东光同志在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杨林同志的领导下，与李红光一起，创建了磐石工农义勇军。

工农义勇军成立两个月，就领导农民进行了6次分粮斗争，打散了3个百家长领导的地主会兵，缴获了大批枪支，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热烈拥护。1933年春，东光同志与杨靖宇、李红光同志领导游击队转战各地，粉碎了日军对玻璃河套根据地发动的四次大规模“讨伐”，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并创建了以红石砬子为中心、方圆几十里的游击根据地。

1933年5月7日，东光同志当选为中心县委书记。同年“九•一八”二周年纪念日时，东光同志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正式宣布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１军独立师。此后，在李东光和杨靖宇同志的具体组织和磐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第１军独立师联合辉发江两岸广大地区的抗日军和山林队共同抗日，连续粉碎了敌人３次大规模的东边道秋冬大“讨伐”，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斗争的需要，1934年4、5月份，分别成立了辉发江南、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进一步推动了抗日运动。

1934年11月5日，东光同志当选为南满临时特委委员，任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主持特委机关的工作。到1936年7月，南满地区的工作在李东光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员发展到650名，共青团员发展到550名，抗日联军第1军发展到1300余人，活动在南满20余县，成为南满反日游击战争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和中心的领导力量。

1936年夏，东光同志当选为中共南满省委委员、南满省委组织部长。1937年6月后，李东光和杨靖宇同志一起到各师传达贯彻抗联1军党委扩大会议精神，途经兴京县（今新宾县）永陵黄土岗子时，与日军遭遇，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终于击退了日军，部队安全转移，但是东光同志却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2岁。

宋铁岩，原名孙肃先，字晓天，曾用名宋占祥、铁坚、铁英、孙铿、孙克敏等，1909年12月6日出生在吉林省永吉县大绥河区前蒐登河村一个大家庭里。

铁岩8岁入前蒐登河村姜家店私塾念书。12岁入大绥河高等小学。1925年秋，他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25班读书（相当于初级中学），1927年冬毕业。1928年到长春，升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期师范班第13班（相当于高中）理科。就读期间，他受革命教师谢雨天、楚图南等人的影响，进步很快，成为二师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发起创办了一个“秋声书社”，向同学们介绍进步书刊，启发学生们的爱国思想，奋起救国。此后，铁岩同志领导学生上街、下乡，进行反日宣传活动，向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吉林到朝鲜境内会宁修筑一条铁路，把日本侵略军及时运来东北，再把在中国掠夺的大量物资迅速运回日本的侵略野心，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并与吉林地区的先进知识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地反对强修“吉会路”的斗争，终于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放弃了修筑“吉会路”的计划，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930年秋，铁岩同志从长春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去北平投考大学，因患病误了考期未能考取，和舅父曹国安暂居北平沙滩的文华公寓。在这里，他很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团体—北平革命互济会。

1931年春，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在党的影响教育下，政治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先后担任了北平互济会中国大学分会主任、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北平市大学学生联合会理事。

“九·一八”事变后，铁岩同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和领导中国大学学生走向街头，参加反日集会和示威游行。10月间，铁岩同志作为负责人率领北京学生请愿团奔赴南京请愿，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南京政府慑于人民的强大力量，不得不将被捕的代表释放。铁岩同志回到北平，更加积极地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1932年秋天，党派铁岩同志到东北从事抗日工作。1933年初，铁岩同志与已经打入伪军铁道警备第5旅14团迫击炮连当兵的曹国安接上了头，并经曹的介绍，被编到迫击炮连二排当兵。经过他们一段艰苦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乘该连移防到磐石县烟筒山车站的有利时机，领导全连士兵举行了武装起义，完成了党交给的组织伪军哗变的艰巨任务。这支队伍后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铁岩同志任大队政委。

1933年9月，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铁岩同志任独立师政治部主任。1934年4月，党派他到苏剑飞领导的南满第一游击大队中做政治委员工作，教育改造这支自发的抗日武装。同年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正式成立，铁岩同志任第1军政治部主任。1935年2月，铁岩同志完成了苏剑飞队伍整编工作任务后，回到军部领导政治工作。

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成立，铁岩同志任第1军政治部主任，并当选为中共南满省委委员。1936年6月，中共东满、南满两个省委合并组成东南满省委（也叫南满省委），铁岩同志仍担任省委委员，并随杨靖宇同志率1军军部在通化大荒沟消灭了奉天骑兵教导团一部200多人；下旬一举将邵本良部的一个主力团和一个炮兵中队全部歼灭，给日伪军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同年7月，铁岩同志率领1师西征，伏击了日军金田中队，歼灭了金田大尉以下50多人。当日晚又消灭了日军30多人，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

1936年9月，铁岩同志率队返回老游击区，因长途征战，劳累过度，肺病加剧，遂带一部分队伍进入本溪游击根据地老和尚帽子山里密营休养。1937年2月11日拂晓，密营被敌人发现并包围，铁岩同志带病指挥队伍奋勇还击，在掩护部队撤离中，因体弱行动困难，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7岁。

许成淑，女，朝鲜族，1915年生于吉林省延吉县茶条沟仲坪村。她读完小学三年级后便进了朝鲜革命者办的夜校。1930年她参加了村里的反日活动，第二年加入了少年先锋队。

1933年，成淑同志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更加积极参加反日斗争。因其父是伪自卫团团长，经常配合日伪军攻打抗日游击队，在同年8月，成淑同志和父亲一刀两断，脱离家庭，到瓮区参加了延吉游击队。

1934年7月的一天，游击队与成淑父亲的自卫团在仲坪村附近的山上相遇，成淑同志怒不可遏，厉声喊道：“把枪口转向敌人，和游击队联合起来抗日吧！”面对生身之父，她射出了仇恨的子弹。成淑同志深明大义，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赞扬。

1934年冬，成淑同志因病留在延吉县四方台青年团区委做妇女工作。1935年她回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1团1连当机枪射手，并和连长朴光奎同志结成革命伴侣。1936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她参加了临江庙岭战斗，7月参加了安图战斗，1937年参加了三间峰战斗。

1937年9月，朴光奎连长英勇牺牲，成淑同志向领导诚恳的要求留在自己原来的战斗岗位上，领导同意她继续留在机枪班当班长。

1938年，成淑同志曾出色地完成了桦甸木棋河、敦化大蒲柴河战斗的战前侦察任务。1939年4月，在安图西北岔战斗中，她冲锋在前，打死许多敌人，并缴获了一挺机枪。

1939年8月，成淑同志在第1路军攻打大沙河，引诱安图县城及明月沟方面的敌人出援，以便在大酱缸南边的南沟里和小沙河消灭敌军的战斗中，她为了掩护部队，迎着敌人的方向，开枪阻击敌人前进，不幸腿部负伤被俘。

成淑同志被押解到安图县，敌人用酷刑折磨她，并把她父亲搬出来劝降，都无济于事，都折服不了女英雄的坚强意志，动摇不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敌人无奈，终于判处成淑同志死刑，许成淑同志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壮烈牺牲，年仅24岁。

车龙德，又名晨星、晓星，1906年生于朝鲜一个贫苦农民家中。朝鲜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后，他跟随父亲流亡到中国东北，在吉林省和龙县二道沟落户。在此地，龙德同志读完小学，后来考入邱山中学，毕业后在当地任小学教员。

1930年，在东满地区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卅暴动”，龙德同志为了寻求真理，参加了革命活动。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春，为响应党组织的号召，进行抗日武装斗争，龙德同志在和龙县开山屯区组织了游击队，并任队长。

“九·一八”事变后，龙德同志被派到和龙县卧龙湖反日部队中做政治工作。他通过反日部队的关系，为我游击队购进了不少武器弹药，对促进游击队的发展壮大起了很大作用。1932年夏，龙德同志指挥游击队袭击了白龙坪税关。同年秋，又奇袭了怀庆街反动的资本家商店，得枪10余支。

1932年11月，根据和龙县委的决定，正式成立了和龙反日游击大队，车龙德同志任大队政委。

1933年2月，车龙德同志与金昌涉等同志在和龙县忠心场，化装成伪自卫团，以巧妙的方法奇袭了张财东家，缴枪10余支，加强了游击队的装备。

1933年5月，龙德同志率领30余名游击队员，并联合反日部队孙营长部，在三道沟牛腹洞和伪自卫团刘振江“讨伐”队进行战斗中，发现我游击队已被200余名日军和伪自卫团混成部队包围，龙德同志稳如泰山，沉着、冷静地指挥部队，以很少的伤亡，击毙了敌指挥官以下30余人，敌军狼狈逃窜，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的士气。

1933年11月，龙德同志为粉碎和龙县的敌人在三道沟周围各村设立“联防”，使游击队与群众分离，妄图切断游击队的物资供应线的阴谋，率领游击队伏击了敌人的车队，当场击毙日伪军30余名，只有一个敌人侥幸逃了活命。

1934年8月，游击队在安图县青沟子一带与伪军战斗，因侦察有误，给游击队造成很大伤亡。当队伍撤到附近的一个村子休息时，又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战斗中，车龙德同志不幸身负重伤，次日光荣牺牲，年仅28岁。

许亨植，原名许克，别名李熙山、李三龙，朝鲜族，1909年生于朝鲜，祖籍朝鲜庆尚北道善山郡。其曾祖父系贵族，到祖父一辈以种地为生。

1913年，亨植父亲许一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义兵运动”，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亨植全家被迫流亡到中国东北。14岁时全家搬到辽宁省开原县李家台子居住。

1929年，许亨植一家迁徙到中共北满特委进行革命活动的宾县枷板站，他耳闻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和革命活动，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秘密工作任务。1930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亨植亲自率领荒山咀子的十几名共青团员赴哈尔滨参加中共北满特委领导的“五一”示威游行，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暗中勾结军阀统治当局的镇压，亨植同志和其他30多位同志一起被捕，送往沈阳监狱关押。“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营救下，亨植和一大批同获得释放。出狱后，受党的派遣，他回到宾县担任中共宾县特支委员，并深入到乌河一带，迅速地组织起农民抗日救国会、自卫队等抗日群众团体，给在当地活动的敌人以很大的打击。

1933年，满洲省委派亨植同志到汤原县，不久又到珠河黑龙宫一带从事发动群众，组织反日游击队的工作，建立了许多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同时，他非常注意敌人从内部破坏的阴谋活动，镇压了几个恶贯满盈的日伪走狗，保卫了党和群众组织的安全，有力地支援了哈东游击队的军事行动。

1934年6月28日，珠河游击队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亨植同志开始在第三大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同年秋，被任命为第一大队的大队长。

1935年1月28日，哈东游击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亨植同志被任命为2团团长。1935年初，亨植同志联合珠河铁道路北大小十余支义勇军，攻破了敌人延寿县柳树河子据点，摧毁了珠河县大、小亮珠河地区敌人的军用农场设施；攻破了宾县的高丽帽子，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我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在这些地方的发展，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35年冬，亨植同志调任3团政治部主任，他率领3团在五常县高丽营子宿营，被日军侦悉，亨植同志将计就计，诱敌深入，伏击敌人，消灭了100多人。后3团扩编为3师，许亨植同志任师政治部主任。

亨植同志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省委关于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实现了3师与“双龙”、“创江南”等义勇军的军事联合，成立了反日联军道南指挥部，并指挥联合军一千多人包围并痛击了小山子附近的敌人，从而3师威名大震。

1936年9月，亨植被选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委员，并被调到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他率1师与王德富的9师西征铁力，指挥3军先遣部队打死日军80余人，缴获机枪一挺，马30多匹，击毁敌重机枪一挺，炮一门。而后率队转移到铁力境内郑金店，又机智地破坏了两处警察据点，缴获了部分武器。

1937年初，省委任命许亨植同志为依东办事处主任。同年7月被调任抗联第9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1月，亨植同志被任命为第3军第3师师长，他按照省委的指示，赴海伦整顿了原5师的队伍。同年8月16日，抗联第3、6、9军决定向西北远征，成立了西北指挥部，亨植同志担任西北临时指挥部的参谋长。1939年4月，亨植同志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不久，中共北满省委决定将3、6、9、11军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亨植同志被任命为第3路军总参谋长并兼任12支队政委。

亨植同志率12支队于9月初到达肇州县境内，开辟龙南地区根据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利落地缴了丰乐镇警察局的枪械，活捉了伪镇长，缴获了一部分枪支弹药和大批物资。

1941年秋，许亨植同志率第9支队秘密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了许多抗日救国会组织，积蓄了新的抗日力量。

1942年8月3日，许亨植和警卫员到下面的小分队检查工作，被正在“讨伐”搜山的伪警察队发现并包围，经过激战，突围未成而壮烈牺牲，时年33岁。

雷炎，原名李辉，又名李树，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县，全家靠其父李守财在县城的20多间房子出租为生。

雷炎8岁入私塾读书，21岁毕业于黑龙江省第二交通中学（现齐齐哈尔第一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雷炎深为激愤。同年11月，他毅然参加了抗日民众自卫军，被编在黑龙江省暂编第一旅学生团，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因缺乏战斗经验和武器使用知识，学生团在赖马沟与日军交战时，被打散。

1932年初，雷炎同志回到海伦，在党组织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日军侵占海伦后，雷炎和其他几名同志借父亲的一间房子开设了一所“三三医院”，以此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同年10月，他去哈尔滨进行过一段秘密活动。

1933年初，雷炎同志经张延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1日，中共海伦县支部成立，雷炎同志担任支部书记，在李兆麟等同志的指导下，雷炎同志在海伦县组织了七、八十人的游击队，展开了抗日武装斗争。后被党组织派遣到珠河县（今尚志县）工作。

1934年，为解决游击队的武器问题，雷炎同志与赵一曼同志曾机智勇敢地缴了几处伪警察哨所的械。后来党组织调他去哈尔滨负责反日会工作。他以哈尔滨第三中学任教为名，经常到学校、伪大北新报社以及伪军队里宣传抗日，组织反日会，发动罢工、罢课。同年冬，中共满洲省委派他到上海武装自卫委员会工作，1935年冬返回东北。

1936年3月，雷炎同志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留守团政治部主任。同年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雷炎同志先后担任5师、9师参谋长和9师政治部主任等职。此后，他同9师王德富师长率领部队转战于东兴、庆城一带，打击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兄弟部队的反“讨伐”战斗。

1936年末至1937年初，雷炎同志在汤旺河沟里的联军干部学校里任俱乐部主任，积极组织各种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抗日思想，提高了学员们的阶级觉悟。

雷炎同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抗日领导人，他不仅处处体贴战士，关心伤病员，耐心教育战士，鼓励他们的抗日斗志，而且打起仗来勇猛果断，枪法出众，是个名扬全军的双枪手。他率军打死凶残已极的伪警察大队长唐锤以下许多敌人。

1937年夏秋之间，雷炎同志和9师师长王德富同志一起，在汤原地区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缴获了日伪军步枪百余支，轻重机枪6挺，炮一门，子弹数千发；打死日军七、八十人，俘虏伪军数百人。

1938年8月，雷炎同志率队参加了李兆麟同志指挥的抗联3、6军远征。同年11月，部队改编为若干支队便于活动，雷炎同志任第四支队队长。他率四支队转战于绥棱、海伦等地，不时袭击日伪军，使敌人昼夜不宁，曾三次将雷炎的父亲李守财老人逮捕对其进行威胁诱骗，都无济于事。

1939年初，旧历腊月28这天，雷炎同志率领70多名骑兵路经四方台附近的李老卓屯宿营，第二天被汉奸告密，700多日伪军重重包围了李老卓屯。雷炎同志率领部队打死100多敌人，在突围中不幸负重伤。当他们冲出了包围圈来到西泥河的时候，雷炎同志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年仅28岁。

吴景才，山东义州府人，石匠出身。“九·一八”事变前他来东北，曾在黑龙江省珠河县乌吉密住过饭铺；1932年在乌吉密、三股流一带给地主耪青；1933年又在三股流常万屯沟里开小烧锅烧酒。

1933年底，日伪军进山“讨伐”，遭到赵尚志率领的珠河游击队的沉重打击，败退时路经吴景才住的烧锅沟，纵火把他的房子和东西一焚而尽。吴景才怀着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的愤恨心情，于1934年初参加了革命，在地方上负责为军队购买军用物资和搞情报工作，不久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7月，中共珠河县委在三股流一带建立了珠河反日农民委员会总会，吴景才被选为总会会长。

1935年春，珠河地区建立起30多个反日农民委员会分会，在吴景才同志的领导下，积极配合游击队对敌作战，保卫抗日根据地。他曾率领模范队、自卫队，组织百余人的队伍，伏击来我根据地抢粮的伪军23团的一个连，打死打伤一些敌人，夺回了全部粮食，极大地鼓舞了地方抗日武装和群众的斗争信心。

1935年秋，在珠河县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吴景才同志被选为县长。后来，吴景才同志还担任了抗联第3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他率队转移到方正一带，任第3军第2师政治部主任。

1938年10月，吴景才同志在方正县蚂蚁河西老道庙一带为部队筹备给养和服装。日伪军进沟“讨伐”，老道庙被敌人包围，苦战中，吴景才同志身负重伤，抢救无效而光荣牺牲。

王学尧，乳名得运，1910年2月生于黑龙江省阿城县一个小职员家里。幼年随父迁居到黑龙江省安达县，在铁道西北二道街一家私塾读书，取学名王道德。后进华俄小学校（后改为兴安中学）读书，并开始学习俄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法政大学经济系，改名王为公。

1926年王学尧离开法政大学，在哈尔滨第二女子中学任教，并在北满翻译社做俄文文字翻译工作，此间，曾改名王道兹、王铁夫。

“九·一八”事变前夕，学尧一家搬到了哈尔滨市，住在新安埠（现在的道里街）安丰街31号。在这里，他结识了地下党金剑啸同志，受他的影响，学尧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认识不断提高。1932年5月，学尧同志在中共哈市委组织部长杨一辰、地下党金剑啸同志的不断培养教育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学尧同志入党后，以哈尔滨道里中国八道街（现西八道街）白宫饭店的翻译为公开职业，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布署，进行地下革命活动。1932年秋，地下党组织派学尧同志进入英国人开办的“英亚社”，参加“哈尔滨新闻”的编译工作，借机在《国防协报》、《大北报》、《大北画刊》等报刊上发表带有革命性的文章或绘画。

1934年，学尧同志负责中共哈尔滨市道里区委的领导工作，具体负责学生工作。他在有的学校里建立了地下党团组织，经常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革命思想。1935年春天，他到三棵树铁路机务段开辟共青团的工作，不久，在那里就建立了团支部，吸收了20多名铁路工人加入共青团。

学尧同志生活俭朴，为了革命工作，他省吃俭用，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更加坚定了为抗日救国、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终生的思想。1934年8月，他和一个无父无母的农村姑娘周占英结了婚，并成了他以后做地下工作的得力助手。

1935年春节过后，满洲省委派学尧同志去密山县工作。1936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在哈尔滨市被日本宪兵逮捕，监押在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敌人对他施以严刑拷问，学尧同志挺刑拒供，表现顽强，始终没有说出组织和同志们的情况。敌人把他转押到道里监狱，同年10月，判处他死刑，他视死如归，毫不惧懦。10月13日下午，他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高唱《国际歌》昂首挺胸赴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