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岛，是日本为侵略中国领土强加于中国吉林省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地区的名称，原名假江，系图们江北岸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县光霁峪前的一处滩地。自清政府开禁以来，朝鲜咸镜北道老百姓不断越境开垦，清政府在此地设官管理。朝鲜边吏指假江为间岛，间岛名称遂出现。光绪31年（1904）中朝两国边吏会订的《中朝边境善后章程》明文规定“间岛”即假江之地，本属中国领土，只不过准“韩民租种”。日俄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之保护国，日本侵略者开始染指延边地区，强行将“间岛”的范围扩展到包括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四县在内的广大地区，并制造“间岛问题”事件，企图实行军事侵略。

早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就开始向对外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强国方向发展。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吞并亚洲，进而征服世界的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暴露无疑。

1871年7月，日本政府派大藏卿伊达宗城，外务大丞柳原前光来中国，在天津与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会谈，商谈两国通商问题，拟就了经济侵略中国的计划，并于同年9月与清政府订立了《中日修好通商条约》。

1880年，远东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地区，中国遭受其害首当其冲。日本统治集团极力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酝酿“大陆政策”，日本一面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屈从，求得英美的支持和庇护；一面加紧准备，制造事端，于1894年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开始走向大规模对外扩张的道路，使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并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迫使清政府予以其一些特权。

1904年，争夺东亚霸权的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得到英美列强的支持，战胜了腐败的沙俄帝国。日本接着加快了吞并朝鲜的步伐，同时勾结沙俄排斥美帝势力对中国东北大陆的伸张，由日俄分割占领东北大陆。

1906年5月，日本西园寺内阁秘密召集“满洲问题协议会”，制定了以“日本承认中国东北的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作为交换条件，取得“俄国不得侵犯长春以南的日本势力范围”的方针。

1906年12月，日本西园寺内阁以“间岛领土未确定”为借口，制定了“间岛督务厅编制、间岛宪兵队编制表”。

1907年2月，西园寺内阁又决定设置“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并给驻北京的日本公使发密电，告知：“先以陆军中佐斋藤季治郎为主脑，派遣宪兵、警察”。

1907年4月，斋藤和他的助手筱田治策，带一批军警潜入间岛境内，进行测绘、侦探活动。到7月其人数达300多人。

1907年7月30日，日俄政府派代表在莫斯科签订《日俄条约》和《日俄蜜约》，将分割中国东北大陆的“大陆政策”做了明文规定。日本“大陆政策”的出笼，标志着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的步伐进入了实质阶段。

1907年8月7日，日军先遣队经朝鲜侵入间岛。8月19日，日本帝国主义在龙井设“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斋藤担任所长，筱田担任副所长兼总务课长，小川琢治任调查课长，陆军宪兵少佐境野竹之进任警务课长兼宪兵分队长，崔基南任监察课长。日本帝国主义设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的目的，在于“把原来在国际法上不属于清韩两国任何一方的间岛”合并到朝鲜。

日本帝国主义把延边视为实施“大陆政策”侵占中国东北大陆的桥头堡，散布“间岛问题未解决”的论调，以“保护间岛韩民的生命财产”为借口，制造了所谓“间岛问题 ”。并以解决这个所谓“间岛问题”，于1907年8月23日在龙井挂出了“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牌子，设立了宪兵队，配备54名宪兵。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所谓“间岛问题”实质就是要占领中国延边。

1909年9月4日，日清缔结“间岛协约”，11月1日关闭“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11月2日开设了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强化了其侵略机构。从此，日本就开始在政治上介入了间岛问题，间岛问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大陆政策”侵占满洲的主要突破口。

“间岛协约”的主要内容是：

1、完全承认间岛为清国领土，以图们江为国境，在江源地方以界碑为基点，以石乙水为分界线。

2、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允许外人居住及贸易。

3、在图们江以北开垦的土地上，仍然允许韩民居住。

4、居住该地的韩民须服从清国法律，归清国地方官宪管辖与裁判，与清国人同样履行纳税义务及听候其一切行政处置。

5、间岛内韩民所有土地房屋，可与清国人民财产同样受到保护。在图们江沿岸设渡船，双方人民可自由来往。

6、将来将吉长铁路延长到延吉南境，在韩国会宁同韩国铁路接轨。

7、朝鲜总督府及其文武各员于两个月内撤离。同时在上述通商地点开设日本领事馆。

次年，即1910年日韩合并后，关于居住间岛的朝鲜人问题，又重新产生了疑义，直到满洲事变爆发，在间岛问题上日中两国不断发生纠纷。

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对延边的侵略势力，并镇压延边各族人民的反日斗争，于1922年从朝鲜调来300名警察官，1928年又从日本调来100名警察官，充实其警察机构。1934年日本在图们增设了领事分馆及其警察署。这样，日本在延边地区共有1个总领事馆及其警察署、5个领事分馆及其警察署和21处警察分署，除了总领事永井清以下，若干副领事和主任以及书记生、文书、通译外，计有646名警察，使领事馆成了以庞大警察系统为主体的武装侵略堡垒。

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受日本外务省的直接指挥，它的管辖范围包括了吉林声省的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和奉天省的安图等5个县。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些机构和人员，不断扩大治外法权，挑拨民族关系，破坏党团组织，随时搜捕与杀害革命者和群众，犯下了滔天罪行。据统计，仅从1930年的“红五月斗争”到翌年4月的一年时间里，被杀害的革命者190人，被破坏和烧毁的房屋谷物等损失约10万元，被逮捕者3168名；从1931年9月18日到1935年3月31日期间，领事馆警察密切配合日军和伪满军警以及自卫团等“讨伐”我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及其根据地678次，杀害我军民4520人，逮捕316名。

在汪清县东新乡所在地有一个小型水电站，离电站50米处有一片又高又平坦的开阔地。这就是50余年前的龙蟠沟“三·一○”惨案地。

1932年3月1日，中共大同支部，在中共腰营沟区委的领导下，带领党员和群众开展了“四六制”、“反饥饿”的“春荒”斗争。来自油坊洞、大同、鱼亮子、地头砬子、神仙洞、转角楼等地的200余名群众，在龙蟠沟召开了群众大会。在大会上，中共神仙洞中心支部书记韩兴彬发表演说，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人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无产者联合起来！”，并把王俊丰、崔熙俊等地主揪出来示众。他们还撬砸地主的仓库，把粮食和财物分给了穷苦农民。他们原来计划处决恶霸地主王俊丰（汉族），但是，怕伤害民族团结释放了王俊丰，结果遭来了一场大祸。

1932年3月10日，恶霸地主王俊丰被释放以后，把革命群众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跑到草皮沟山场，大肆挑拨民族离间，说：“朝鲜人斗中国人，抢中国人的粮食”，煽动100多名木帮工人，组成“民团”，和保安队勾结在一起，向龙蟠沟革命群众反扑，专门追捕了“春荒”斗争的领导者和党员干部，当场将80余名群众逮捕，其中7名共产党员和1名爱国志士被杀。优秀共产党员李凤春和崔文三临危不惧，严守党的机密，光荣牺牲。有革命思想的爱国人士龙蟠沟甲长宋章汉为营救被关押的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残无人道的恶霸地主王俊丰杀害8名革命同志还不够，后来又杀害了区委书记金哲。

　  惨案后的第3天，龙蟠沟的党组织和群众，采取新的斗争策略，营救出被关押的群众，同时安葬了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

1933年7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和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潘庆由（友）到珲春去召开县委党团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26指示信》并改组县委。

童长荣去了东兴镇，潘庆由留在珲春，审查珲春县委执行的“立三路线”。潘庆由在一次大会上讲话，点名批判了已牺牲不久的县委书记徐光的所谓错误，还点名批判了县游击大队政委朴斗南闹“派争”，并说要肃清“民生团分子”，同时宣布开除朴斗南的党籍，撤消了其游击大队政委职务，缴了他的手枪。

会后，潘庆由在金南奎家吃饭。有一个班的游击队战士执行任务回来，把枪架起来也准备吃晚饭。架起的枪中有一支缴获的三八式新枪，战士们好奇地来摆弄。这时朴斗南也来说“我也看看”。说着便接过枪后装上子弹到门口，对潘庆由说：“你要杀我，我就先杀你”，一枪打死了潘庆由，进屋拿着潘庆由的手枪退出来，威胁游击队员“谁敢动就打死谁”，边说边退。游击队员们都知道朴斗南的枪法，谁也没敢动。朴斗南就这样跑掉了。

事件的发生，激起了特委领导人的怀疑，认定珲春县“有的是民生团”，便指派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去珲春县，逮捕了60多名县区干部，开展了反“民生团”斗争。后来又逮捕100多名党员，并把他们分6批给枪杀、打死或暗害了。

　  在山林中徘徊一冬的朴斗南，到1934年春下山到珲春日本宪兵队投降叛变，不久充任了“珲春正义团”副团长。这个正义团是由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指挥的武装行动组织，其主要任务是：“讨伐”共产党和抗日游击队，搜集苏联情报和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并做抗日人员的归顺工作。正义团成立后，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直接控制下，充当日军“讨伐”抗日力量的急先锋，使抗日力量深受其害。东满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都被破坏后，反动的正义团完成其使命，于1937年冬解散。朴斗南去伪满洲国新京，充当关东军第二课特务，继续进行罪恶活动

1934年11月5日，中共东满特委临时执行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传达《满洲省委为反民生团斗争给东满特委与人民革命军及全体同志信》，研究了怎样贯彻这封信精神的问题及在领导层内肃清所谓“民生团”的问题。当时特委临时执行委员会有4名委员。主持工作的王仲山，在召开特别会议时没有通知组织部长李相默和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师长朱镇这两名朝鲜执行委员参加，这样就在特委领导层内部产生了“内讧”。

正在这时，伪间岛协助会利用共产党的内部矛盾，派人四处奔走，进行所谓“民生团工作”，制造假象，破坏党团组织，于1935年1月3日派出山区工作队，制造了“四方台事件”。协助会的山区工作队，事先掌握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1团韩英浩去百草沟运粮的情报，不带枪支进了四方台根据地。他们在哨岗见革命军哨兵就说“我们是从敌统区来汇报党的工作的”，并问“韩英浩去百草沟回来没有？”。协助会的工作队边说边寻找机会，夺了哨兵的枪，放跑了哨兵，工作队也跑出了根据地。哨兵跑回指挥所，报告了才发生的情况。指挥所的人认为协助会工作队是混进革命队伍内的“民生团”，韩英浩和“民生团”有联系，就派人抓回了韩英浩，进行拷打审问。韩英浩受不住严刑拷打，胡说1团的朴春和独立师师长朱镇是“民生团”。指挥部一边派人去车厂子抓回朱镇，一边抓朴春又进行拷打审问，朴春又胡说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和他手下工作的一批人是“民生团”。朱镇被押回看管时寻机逃跑，投敌叛变。李相默闻讯逃跑，去珲春、安图等地隐居1年，1936年春夏之交在倒木沟被捕叛变。在四方台根据地，中共东满特委临时执行委员会下令，把朱镇、李相默手下工作过的40多名干部全部抓起来，当成“民生团”给处决了。

对此，伪间岛协助会会长金东汉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很清楚，从昭和9年（1934年）12月到昭和10年12月，东满党以清算民生团为借口，有意无意地杀害了许多同志。但到昭和12年后的今天，他们也似乎了解到所谓“民生团”是因为他们互相间争夺领导权或遭到白色进攻（讨伐及宣抚工作）精神紧张而造成的影响。”

1914年，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先后从亚洲撒手。日本统治者认为这是继续向中国扩张势力的极好机会。日本政府借口英、日同盟关系，于同年8月23日向德国宣战。

大战爆发后，中国宣布中立。德国自知侵占的中国青岛要塞孤立，不易防守；同时，为拉拢袁世凯政府保持中立，故主动提出将胶州湾归还中国。而日本却在俄国的默许和英国的协助下，于同年9月初派军队在我中国山东半岛北岸龙口登陆，11月7日占领青岛。日军参战后，协约国多次要求日本派遣军队到欧洲作战，日本却寻找借口拒绝出兵。

1915年初，中国声明废除交战区域，要求日本等国撤出在中国的军队。日本政府不仅拒绝撤退侵华日军，反而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21条”。“21条”共分5个部分（或称5号），其中第一部分是把山东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第二部分，全是霸占中国东北的内容，即：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线的租借期限均延长为99年，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内蒙古东部有土地租借权和所有权，以及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

1915年1月中旬，日本一面在中国东北的南满增兵，一面向袁世凯利诱威胁。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月9日除声明第5号条款“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承认了日本的要求。1917年3月，北洋军阀政府与德国断绝关系，加入了协约国。当时中国国内正南北对峙，总理段祺瑞为了用武力压服南方，便勾结日本以求得日本的援助。日本政府乘机派西原龟三前来谈判，签订了西原借款合同。其中一项交换条件是，中国须承认日本有权在中国修筑4条铁路。此后，日本虽在中国东北逐渐取得了驻兵、移民、开银行、办学校和设立各种企业等权利，加紧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21条”和西原借款合同终未实现。因此，日本便在中国东北扶植和利用奉系军阀张作霖，其目的仍是完成对东北的霸占，变中国东北三省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张作霖，1875年生，辽宁奉天海城人。早年投身绿林，在辽宁省黑山地区当土匪，1902年被清官府张锡銮部收编招抚后，任新民府游击队管带。1907年升任奉天巡防营后路统领、“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效忠清廷，打击革命力量。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奉天省陆军第27师中将师长，助袁镇压反袁的国民党人。张作霖深知自己要在东北地区称王称霸，既要依仗北洋军阀，更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1912年初，张作霖多次去拜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一再表示愿为日本“奋力效命”，这是张作霖卖身投靠日本的开始。但日本方面仅仅表示与张作霖“保持联系”，行动上若即若离。1915年护国运动发生，张作霖为扩充自己的势力，借口表示赞成帝制，自愿出兵去征讨“西南”而乘机排挤走奉督段芝贵，袁世凯被迫封张作霖为子爵、盛武将军督奉的头衔，负责管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世凯死后，张作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取得了奉天省的地盘。此时，正值日本煽起第2次“满蒙独立”运动，日本政府通过比较，认为利用张作霖搞“满蒙独立”是捷径，开始重视和支持张作霖。

1915年夏，日本政府曾两次向张作霖贷款250万元。1917年，张作霖已握有第27、28、29共3个师的兵权。到了1918年，张作霖又增编了1个师和6个混成旅，并将势力向吉林、黑龙江地区扩张。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1919年，张作霖发动了“吉奉”战争，驱走了吉林督军孟恩远，开始独霸东北三省，辽、吉、黑三省及热河地区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成为奉系首领。

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援助曹锟倒段祺瑞，借机收编了皖系的部分部队，夺取了日本供给皖系的武器装备，控制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关内。

1921年春，第1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被吴佩孚击败，退回关外，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准备再次入关称雄。

1922年春，张作霖扩建了东三省的兵工厂，除自己生产步枪、机枪、大炮和各种枪弹外，还从日本购买了大量的军械。扩编了2个炮兵旅和1个重炮团，步兵达27个旅、骑兵5个旅，约25万人。同时，向德、意购买了约300架飞机，并在哈尔滨和锦西葫芦岛建立海军学校，训练海军。这样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由于张作霖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在这次战争中打败了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并趁机夺取了北京政权。后与冯玉祥联合，假借孙中山的威望，扶植段祺瑞为执政，控制了鲁苏皖地区。

1925年，孙传芳、吴佩孚组织5省联军反对奉系，张作霖被迫退回关外。

1925年12月5日，奉系的郭松龄联合冯玉祥反对张作霖并占领了锦州，张作霖的统治危在旦夕，由于日本关东军出兵参战干涉，终于导致郭松龄的失败。而张作霖则应日本的要求，以实现“21条”与西原借款条款的“满蒙悬案”作为报答。日本亦企图趁机操纵东北的一切特权。

1926年初，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张作霖驱走了冯玉祥，再次窃取了北京政权，任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反共讨赤”，封闭进步报馆，杀害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镇压“五卅”工人反帝运动，对抗北伐战争。翌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企图以黄河为界南北分治。日本侵略者对于掌握了东北统治大权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既支持又利用，张作霖为维持其在北平的统治地位，争取在军阀混战中继续获胜，并进一步巩固在东北的地盘和一切特权，必然要依靠日本这个后台。但张作霖也知道继续勾结、巴结日本，是要付出牺牲东北利益的代价，因此，他不完全心甘情愿，故对待日本的态度常常从自己的某种需要出发，可以事先承诺某些条件，事后或借口拖延，或加以否认，或仅给予某些满足，这在客观上使日本霸占中国东北的企图不能顺利进行，日本对此很不满意张作霖。

1927年4月，日本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登台组阁政府，策划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其基本点是“把满洲从支那本土割离”，并提出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方针和步骤。

1927年8月中旬，日本在大连召开了会议，讨论具体贯彻落实上述“纲领”并制定实施方案。会后，日本公使芳泽到北平访问张作霖，要求解决满蒙悬案。9月上旬，日本就东北当局自行修筑沈（阳）海（龙）、大（赉）通（辽）两铁路一事，向北平政府提出抗议，张作霖给予驳回。11月，日本政府令“满铁”社长山本访问张作霖，要求在东北修筑5条铁路，即吉会路（吉林至朝鲜会宁）、长大路（长春至大赉）、吉五路（吉林至五常）、洮索路（洮南至索伦）、延海路（延吉至海林），企图借此进一步控制东北。张作霖怕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动摇其在东北的统治，处于自身利益考虑，于是利用英美出面以牵制日本，致使日本的这项计划成悬案而搁置起来。

1928年初，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北进讨伐张作霖，北京政权面临不利之势。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蒋介石的北进，两次出兵山东，制造了大肆屠杀中国工农大众的“济南惨案”。张作霖曾幻想借助日本势力保住北京政权，对日本出兵表示高兴，但蒋介石绕过济南转道北进，北京政权危在旦夕。

1928年3月，张作霖为军事斗争需要，与日本方面签定了《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规定由日本供给奉系500万日圆之军需品，以支持张作霖与国民军对抗。此时，日本仍企图获取上述5条铁路之筑路权，张作霖仍未明确答复。

1928年5月，日本再次要求解决满蒙悬案，兑现奉方过去曾应允之条款，迫张履行“日张密约”。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又去中南海求见张作霖，张拒不接见，并表示：“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都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芳泽闻言，悻悻离去。日本方面对张此举十分恼怒,认为张作霖在山东战场上失势难有作为，不是“满蒙积极政策”的好伙伴，因此要除掉张作霖。在日本的逼迫、蒋介石的进攻和张学良、杨宇霆等人的苦劝下，张作霖决定退兵关外，并向日本方面提出，因不与国民军作战，不在需军费补充，拟取消3月间双方签定的《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日本方面更加恼火。张作霖预感日本方面不会善罢甘休，遂预作防备，一再更改出关日期，加强保安措施，自以为会出其不意地安全返回沈阳。但是，张作霖没有料到日本借口中国出现战事，早在南满铁路沿线增加驻军，关东军司令部早已指定专人拟制了在皇姑屯一带炸车的周密计划；更没有料到与他同行的日本顾问河野，竟一直与关东军司令部保持联系。在张作霖决定撤兵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派人打听到张作霖离京的准确时间，随即布置人员在沈阳皇姑屯附近满铁、京奉铁路交叉处的南满铁路桥上安置了250磅烈性炸药，并委派奉天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在距炸车地点500处的观察台上负责按起爆按钮。

1928年6月4日，当张作霖乘座的专列行使至沈阳皇姑屯附近南满铁路桥时发生了爆炸，张作霖当时被炸成重伤，不治身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1931年12月7日，日本测量队来到明月沟，有两个日本人爬到瓮声砬子（明月沟西南边砬子）上用望远镜四处了望。驻守明月沟的原吉林省防军第277团3营守在炮台上的两名士兵看到后警告日本人，这是军事重地不得随便观望，撵他们下去。日本人不但不听，还要上炮台测量。日本人的蛮横态度惹火了值勤的士兵，想起日寇强占东三省，杀害中国同胞，不由得怒气冲天，气不打一处来，一人一枪两个日本人一命呜呼。两个爱国士兵，为维护领土主权在瓮声砬子开枪击毙擅自入防地不听警告的日本人敦图铁路测量人员2名。这就是所谓“瓮声砬子”事件。

事发后，中共东满特委就“瓮声砬子事件”发布《告民众书》和《告士兵书》，号召工农商学各阶层群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夺取武器等反日斗争；号召士兵与群众联合起来，共同驱逐日本侵略者。

日本驻龙井特务机关长河野满次郎就“瓮声砬子事件”向延吉警备司令官吉兴提出威胁性质的问题。汉奸吉兴派参谋长到现场调查瓮声砬子事件，并与汉奸熙洽密商决定赔偿在瓮声砬子事件中被击毙的日本人每人3000元的“抚恤金”。

驻延吉的日本顾问等人到明月沟找到3营营长王德林，责问为什么打死日本人？王德林义正言辞地回答说：“炮台是我军事重地，不准任何人上去。这两个日本人强行爬上炮台才被打死，纯属我方正常执行任务”。日方无话可说，表面只好作罢。但王德林的上司却害怕此事得罪日本人，借口调防为名，令王德林的3营开往吉林。王德林及其部下已意识到这是圈套，如从命必然自取灭亡。于是愤然将队伍拉到汪清小城子一带。我党派李延禄来到小城子，对王德林讲明共产党抗日救国的道理，促使王德林下决心弃暗投明，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

间岛，是日本为侵略中国领土强加于中国吉林省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地区的名称，原名假江，系图们江北岸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县光霁峪前的一处滩地。自清政府开禁以来，朝鲜咸镜北道老百姓不断越境开垦，清政府在此地设官管理。朝鲜边吏指假江为间岛，间岛名称遂出现。光绪31年（1904）中朝两国边吏会订的《中朝边境善后章程》明文规定“间岛”即假江之地，本属中国领土，只不过准“韩民租种”。日俄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之保护国，日本侵略者开始染指延边地区，强行将“间岛”的范围扩展到包括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四县在内的广大地区，并制造“间岛问题”事件，企图实行军事侵略。

早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就开始向对外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强国方向发展。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吞并亚洲，进而征服世界的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暴露无疑。

1871年7月，日本政府派大藏卿伊达宗城，外务大丞柳原前光来中国，在天津与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会谈，商谈两国通商问题，拟就了经济侵略中国的计划，并于同年9月与清政府订立了《中日修好通商条约》。

1880年，远东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地区，中国遭受其害首当其冲。日本统治集团极力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酝酿“大陆政策”，日本一面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屈从，求得英美的支持和庇护；一面加紧准备，制造事端，于1894年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开始走向大规模对外扩张的道路，使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并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迫使清政府予以其一些特权。

1904年，争夺东亚霸权的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得到英美列强的支持，战胜了腐败的沙俄帝国。日本接着加快了吞并朝鲜的步伐，同时勾结沙俄排斥美帝势力对中国东北大陆的伸张，由日俄分割占领东北大陆。

1906年5月，日本西园寺内阁秘密召集“满洲问题协议会”，制定了以“日本承认中国东北的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作为交换条件，取得“俄国不得侵犯长春以南的日本势力范围”的方针。

1906年12月，日本西园寺内阁以“间岛领土未确定”为借口，制定了“间岛督务厅编制、间岛宪兵队编制表”。

1907年2月，西园寺内阁又决定设置“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并给驻北京的日本公使发密电，告知：“先以陆军中佐斋藤季治郎为主脑，派遣宪兵、警察”。

1907年4月，斋藤和他的助手筱田治策，带一批军警潜入间岛境内，进行测绘、侦探活动。到7月其人数达300多人。

1907年7月30日，日俄政府派代表在莫斯科签订《日俄条约》和《日俄蜜约》，将分割中国东北大陆的“大陆政策”做了明文规定。日本“大陆政策”的出笼，标志着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的步伐进入了实质阶段。

1907年8月7日，日军先遣队经朝鲜侵入间岛。8月19日，日本帝国主义在龙井设“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斋藤担任所长，筱田担任副所长兼总务课长，小川琢治任调查课长，陆军宪兵少佐境野竹之进任警务课长兼宪兵分队长，崔基南任监察课长。日本帝国主义设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的目的，在于“把原来在国际法上不属于清韩两国任何一方的间岛”合并到朝鲜。

日本帝国主义把延边视为实施“大陆政策”侵占中国东北大陆的桥头堡，散布“间岛问题未解决”的论调，以“保护间岛韩民的生命财产”为借口，制造了所谓“间岛问题 ”。并以解决这个所谓“间岛问题”，于1907年8月23日在龙井挂出了“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牌子，设立了宪兵队，配备54名宪兵。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所谓“间岛问题”实质就是要占领中国延边。

1909年9月4日，日清缔结“间岛协约”，11月1日关闭“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11月2日开设了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强化了其侵略机构。从此，日本就开始在政治上介入了间岛问题，间岛问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大陆政策”侵占满洲的主要突破口。

“间岛协约”的主要内容是：

1、完全承认间岛为清国领土，以图们江为国境，在江源地方以界碑为基点，以石乙水为分界线。

2、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允许外人居住及贸易。

3、在图们江以北开垦的土地上，仍然允许韩民居住。

4、居住该地的韩民须服从清国法律，归清国地方官宪管辖与裁判，与清国人同样履行纳税义务及听候其一切行政处置。

5、间岛内韩民所有土地房屋，可与清国人民财产同样受到保护。在图们江沿岸设渡船，双方人民可自由来往。

6、将来将吉长铁路延长到延吉南境，在韩国会宁同韩国铁路接轨。

7、朝鲜总督府及其文武各员于两个月内撤离。同时在上述通商地点开设日本领事馆。

次年，即1910年日韩合并后，关于居住间岛的朝鲜人问题，又重新产生了疑义，直到满洲事变爆发，在间岛问题上日中两国不断发生纠纷。

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对延边的侵略势力，并镇压延边各族人民的反日斗争，于1922年从朝鲜调来300名警察官，1928年又从日本调来100名警察官，充实其警察机构。1934年日本在图们增设了领事分馆及其警察署。这样，日本在延边地区共有1个总领事馆及其警察署、5个领事分馆及其警察署和21处警察分署，除了总领事永井清以下，若干副领事和主任以及书记生、文书、通译外，计有646名警察，使领事馆成了以庞大警察系统为主体的武装侵略堡垒。

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受日本外务省的直接指挥，它的管辖范围包括了吉林声省的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和奉天省的安图等5个县。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些机构和人员，不断扩大治外法权，挑拨民族关系，破坏党团组织，随时搜捕与杀害革命者和群众，犯下了滔天罪行。据统计，仅从1930年的“红五月斗争”到翌年4月的一年时间里，被杀害的革命者190人，被破坏和烧毁的房屋谷物等损失约10万元，被逮捕者3168名；从1931年9月18日到1935年3月31日期间，领事馆警察密切配合日军和伪满军警以及自卫团等“讨伐”我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及其根据地678次，杀害我军民4520人，逮捕316名。

在汪清县东新乡所在地有一个小型水电站，离电站50米处有一片又高又平坦的开阔地。这就是50余年前的龙蟠沟“三·一○”惨案地。

1932年3月1日，中共大同支部，在中共腰营沟区委的领导下，带领党员和群众开展了“四六制”、“反饥饿”的“春荒”斗争。来自油坊洞、大同、鱼亮子、地头砬子、神仙洞、转角楼等地的200余名群众，在龙蟠沟召开了群众大会。在大会上，中共神仙洞中心支部书记韩兴彬发表演说，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人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无产者联合起来！”，并把王俊丰、崔熙俊等地主揪出来示众。他们还撬砸地主的仓库，把粮食和财物分给了穷苦农民。他们原来计划处决恶霸地主王俊丰（汉族），但是，怕伤害民族团结释放了王俊丰，结果遭来了一场大祸。

1932年3月10日，恶霸地主王俊丰被释放以后，把革命群众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跑到草皮沟山场，大肆挑拨民族离间，说：“朝鲜人斗中国人，抢中国人的粮食”，煽动100多名木帮工人，组成“民团”，和保安队勾结在一起，向龙蟠沟革命群众反扑，专门追捕了“春荒”斗争的领导者和党员干部，当场将80余名群众逮捕，其中7名共产党员和1名爱国志士被杀。优秀共产党员李凤春和崔文三临危不惧，严守党的机密，光荣牺牲。有革命思想的爱国人士龙蟠沟甲长宋章汉为营救被关押的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残无人道的恶霸地主王俊丰杀害8名革命同志还不够，后来又杀害了区委书记金哲。

　  惨案后的第3天，龙蟠沟的党组织和群众，采取新的斗争策略，营救出被关押的群众，同时安葬了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

1933年7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和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潘庆由（友）到珲春去召开县委党团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26指示信》并改组县委。

童长荣去了东兴镇，潘庆由留在珲春，审查珲春县委执行的“立三路线”。潘庆由在一次大会上讲话，点名批判了已牺牲不久的县委书记徐光的所谓错误，还点名批判了县游击大队政委朴斗南闹“派争”，并说要肃清“民生团分子”，同时宣布开除朴斗南的党籍，撤消了其游击大队政委职务，缴了他的手枪。

会后，潘庆由在金南奎家吃饭。有一个班的游击队战士执行任务回来，把枪架起来也准备吃晚饭。架起的枪中有一支缴获的三八式新枪，战士们好奇地来摆弄。这时朴斗南也来说“我也看看”。说着便接过枪后装上子弹到门口，对潘庆由说：“你要杀我，我就先杀你”，一枪打死了潘庆由，进屋拿着潘庆由的手枪退出来，威胁游击队员“谁敢动就打死谁”，边说边退。游击队员们都知道朴斗南的枪法，谁也没敢动。朴斗南就这样跑掉了。

事件的发生，激起了特委领导人的怀疑，认定珲春县“有的是民生团”，便指派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去珲春县，逮捕了60多名县区干部，开展了反“民生团”斗争。后来又逮捕100多名党员，并把他们分6批给枪杀、打死或暗害了。

　  在山林中徘徊一冬的朴斗南，到1934年春下山到珲春日本宪兵队投降叛变，不久充任了“珲春正义团”副团长。这个正义团是由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指挥的武装行动组织，其主要任务是：“讨伐”共产党和抗日游击队，搜集苏联情报和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并做抗日人员的归顺工作。正义团成立后，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直接控制下，充当日军“讨伐”抗日力量的急先锋，使抗日力量深受其害。东满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都被破坏后，反动的正义团完成其使命，于1937年冬解散。朴斗南去伪满洲国新京，充当关东军第二课特务，继续进行罪恶活动

1934年11月5日，中共东满特委临时执行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传达《满洲省委为反民生团斗争给东满特委与人民革命军及全体同志信》，研究了怎样贯彻这封信精神的问题及在领导层内肃清所谓“民生团”的问题。当时特委临时执行委员会有4名委员。主持工作的王仲山，在召开特别会议时没有通知组织部长李相默和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师长朱镇这两名朝鲜执行委员参加，这样就在特委领导层内部产生了“内讧”。

正在这时，伪间岛协助会利用共产党的内部矛盾，派人四处奔走，进行所谓“民生团工作”，制造假象，破坏党团组织，于1935年1月3日派出山区工作队，制造了“四方台事件”。协助会的山区工作队，事先掌握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1团韩英浩去百草沟运粮的情报，不带枪支进了四方台根据地。他们在哨岗见革命军哨兵就说“我们是从敌统区来汇报党的工作的”，并问“韩英浩去百草沟回来没有？”。协助会的工作队边说边寻找机会，夺了哨兵的枪，放跑了哨兵，工作队也跑出了根据地。哨兵跑回指挥所，报告了才发生的情况。指挥所的人认为协助会工作队是混进革命队伍内的“民生团”，韩英浩和“民生团”有联系，就派人抓回了韩英浩，进行拷打审问。韩英浩受不住严刑拷打，胡说1团的朴春和独立师师长朱镇是“民生团”。指挥部一边派人去车厂子抓回朱镇，一边抓朴春又进行拷打审问，朴春又胡说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和他手下工作的一批人是“民生团”。朱镇被押回看管时寻机逃跑，投敌叛变。李相默闻讯逃跑，去珲春、安图等地隐居1年，1936年春夏之交在倒木沟被捕叛变。在四方台根据地，中共东满特委临时执行委员会下令，把朱镇、李相默手下工作过的40多名干部全部抓起来，当成“民生团”给处决了。

对此，伪间岛协助会会长金东汉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很清楚，从昭和9年（1934年）12月到昭和10年12月，东满党以清算民生团为借口，有意无意地杀害了许多同志。但到昭和12年后的今天，他们也似乎了解到所谓“民生团”是因为他们互相间争夺领导权或遭到白色进攻（讨伐及宣抚工作）精神紧张而造成的影响。”

1914年，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先后从亚洲撒手。日本统治者认为这是继续向中国扩张势力的极好机会。日本政府借口英、日同盟关系，于同年8月23日向德国宣战。

大战爆发后，中国宣布中立。德国自知侵占的中国青岛要塞孤立，不易防守；同时，为拉拢袁世凯政府保持中立，故主动提出将胶州湾归还中国。而日本却在俄国的默许和英国的协助下，于同年9月初派军队在我中国山东半岛北岸龙口登陆，11月7日占领青岛。日军参战后，协约国多次要求日本派遣军队到欧洲作战，日本却寻找借口拒绝出兵。

1915年初，中国声明废除交战区域，要求日本等国撤出在中国的军队。日本政府不仅拒绝撤退侵华日军，反而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21条”。“21条”共分5个部分（或称5号），其中第一部分是把山东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第二部分，全是霸占中国东北的内容，即：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线的租借期限均延长为99年，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内蒙古东部有土地租借权和所有权，以及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

1915年1月中旬，日本一面在中国东北的南满增兵，一面向袁世凯利诱威胁。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月9日除声明第5号条款“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承认了日本的要求。1917年3月，北洋军阀政府与德国断绝关系，加入了协约国。当时中国国内正南北对峙，总理段祺瑞为了用武力压服南方，便勾结日本以求得日本的援助。日本政府乘机派西原龟三前来谈判，签订了西原借款合同。其中一项交换条件是，中国须承认日本有权在中国修筑4条铁路。此后，日本虽在中国东北逐渐取得了驻兵、移民、开银行、办学校和设立各种企业等权利，加紧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21条”和西原借款合同终未实现。因此，日本便在中国东北扶植和利用奉系军阀张作霖，其目的仍是完成对东北的霸占，变中国东北三省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张作霖，1875年生，辽宁奉天海城人。早年投身绿林，在辽宁省黑山地区当土匪，1902年被清官府张锡銮部收编招抚后，任新民府游击队管带。1907年升任奉天巡防营后路统领、“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效忠清廷，打击革命力量。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奉天省陆军第27师中将师长，助袁镇压反袁的国民党人。张作霖深知自己要在东北地区称王称霸，既要依仗北洋军阀，更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1912年初，张作霖多次去拜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一再表示愿为日本“奋力效命”，这是张作霖卖身投靠日本的开始。但日本方面仅仅表示与张作霖“保持联系”，行动上若即若离。1915年护国运动发生，张作霖为扩充自己的势力，借口表示赞成帝制，自愿出兵去征讨“西南”而乘机排挤走奉督段芝贵，袁世凯被迫封张作霖为子爵、盛武将军督奉的头衔，负责管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世凯死后，张作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取得了奉天省的地盘。此时，正值日本煽起第2次“满蒙独立”运动，日本政府通过比较，认为利用张作霖搞“满蒙独立”是捷径，开始重视和支持张作霖。

1915年夏，日本政府曾两次向张作霖贷款250万元。1917年，张作霖已握有第27、28、29共3个师的兵权。到了1918年，张作霖又增编了1个师和6个混成旅，并将势力向吉林、黑龙江地区扩张。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1919年，张作霖发动了“吉奉”战争，驱走了吉林督军孟恩远，开始独霸东北三省，辽、吉、黑三省及热河地区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成为奉系首领。

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援助曹锟倒段祺瑞，借机收编了皖系的部分部队，夺取了日本供给皖系的武器装备，控制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关内。

1921年春，第1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被吴佩孚击败，退回关外，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准备再次入关称雄。

1922年春，张作霖扩建了东三省的兵工厂，除自己生产步枪、机枪、大炮和各种枪弹外，还从日本购买了大量的军械。扩编了2个炮兵旅和1个重炮团，步兵达27个旅、骑兵5个旅，约25万人。同时，向德、意购买了约300架飞机，并在哈尔滨和锦西葫芦岛建立海军学校，训练海军。这样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由于张作霖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在这次战争中打败了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并趁机夺取了北京政权。后与冯玉祥联合，假借孙中山的威望，扶植段祺瑞为执政，控制了鲁苏皖地区。

1925年，孙传芳、吴佩孚组织5省联军反对奉系，张作霖被迫退回关外。

1925年12月5日，奉系的郭松龄联合冯玉祥反对张作霖并占领了锦州，张作霖的统治危在旦夕，由于日本关东军出兵参战干涉，终于导致郭松龄的失败。而张作霖则应日本的要求，以实现“21条”与西原借款条款的“满蒙悬案”作为报答。日本亦企图趁机操纵东北的一切特权。

1926年初，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张作霖驱走了冯玉祥，再次窃取了北京政权，任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反共讨赤”，封闭进步报馆，杀害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镇压“五卅”工人反帝运动，对抗北伐战争。翌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企图以黄河为界南北分治。日本侵略者对于掌握了东北统治大权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既支持又利用，张作霖为维持其在北平的统治地位，争取在军阀混战中继续获胜，并进一步巩固在东北的地盘和一切特权，必然要依靠日本这个后台。但张作霖也知道继续勾结、巴结日本，是要付出牺牲东北利益的代价，因此，他不完全心甘情愿，故对待日本的态度常常从自己的某种需要出发，可以事先承诺某些条件，事后或借口拖延，或加以否认，或仅给予某些满足，这在客观上使日本霸占中国东北的企图不能顺利进行，日本对此很不满意张作霖。

1927年4月，日本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登台组阁政府，策划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其基本点是“把满洲从支那本土割离”，并提出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方针和步骤。

1927年8月中旬，日本在大连召开了会议，讨论具体贯彻落实上述“纲领”并制定实施方案。会后，日本公使芳泽到北平访问张作霖，要求解决满蒙悬案。9月上旬，日本就东北当局自行修筑沈（阳）海（龙）、大（赉）通（辽）两铁路一事，向北平政府提出抗议，张作霖给予驳回。11月，日本政府令“满铁”社长山本访问张作霖，要求在东北修筑5条铁路，即吉会路（吉林至朝鲜会宁）、长大路（长春至大赉）、吉五路（吉林至五常）、洮索路（洮南至索伦）、延海路（延吉至海林），企图借此进一步控制东北。张作霖怕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动摇其在东北的统治，处于自身利益考虑，于是利用英美出面以牵制日本，致使日本的这项计划成悬案而搁置起来。

1928年初，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北进讨伐张作霖，北京政权面临不利之势。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蒋介石的北进，两次出兵山东，制造了大肆屠杀中国工农大众的“济南惨案”。张作霖曾幻想借助日本势力保住北京政权，对日本出兵表示高兴，但蒋介石绕过济南转道北进，北京政权危在旦夕。

1928年3月，张作霖为军事斗争需要，与日本方面签定了《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规定由日本供给奉系500万日圆之军需品，以支持张作霖与国民军对抗。此时，日本仍企图获取上述5条铁路之筑路权，张作霖仍未明确答复。

1928年5月，日本再次要求解决满蒙悬案，兑现奉方过去曾应允之条款，迫张履行“日张密约”。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又去中南海求见张作霖，张拒不接见，并表示：“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都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芳泽闻言，悻悻离去。日本方面对张此举十分恼怒,认为张作霖在山东战场上失势难有作为，不是“满蒙积极政策”的好伙伴，因此要除掉张作霖。在日本的逼迫、蒋介石的进攻和张学良、杨宇霆等人的苦劝下，张作霖决定退兵关外，并向日本方面提出，因不与国民军作战，不在需军费补充，拟取消3月间双方签定的《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日本方面更加恼火。张作霖预感日本方面不会善罢甘休，遂预作防备，一再更改出关日期，加强保安措施，自以为会出其不意地安全返回沈阳。但是，张作霖没有料到日本借口中国出现战事，早在南满铁路沿线增加驻军，关东军司令部早已指定专人拟制了在皇姑屯一带炸车的周密计划；更没有料到与他同行的日本顾问河野，竟一直与关东军司令部保持联系。在张作霖决定撤兵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派人打听到张作霖离京的准确时间，随即布置人员在沈阳皇姑屯附近满铁、京奉铁路交叉处的南满铁路桥上安置了250磅烈性炸药，并委派奉天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在距炸车地点500处的观察台上负责按起爆按钮。

1928年6月4日，当张作霖乘座的专列行使至沈阳皇姑屯附近南满铁路桥时发生了爆炸，张作霖当时被炸成重伤，不治身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1931年12月7日，日本测量队来到明月沟，有两个日本人爬到瓮声砬子（明月沟西南边砬子）上用望远镜四处了望。驻守明月沟的原吉林省防军第277团3营守在炮台上的两名士兵看到后警告日本人，这是军事重地不得随便观望，撵他们下去。日本人不但不听，还要上炮台测量。日本人的蛮横态度惹火了值勤的士兵，想起日寇强占东三省，杀害中国同胞，不由得怒气冲天，气不打一处来，一人一枪两个日本人一命呜呼。两个爱国士兵，为维护领土主权在瓮声砬子开枪击毙擅自入防地不听警告的日本人敦图铁路测量人员2名。这就是所谓“瓮声砬子”事件。

事发后，中共东满特委就“瓮声砬子事件”发布《告民众书》和《告士兵书》，号召工农商学各阶层群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夺取武器等反日斗争；号召士兵与群众联合起来，共同驱逐日本侵略者。

日本驻龙井特务机关长河野满次郎就“瓮声砬子事件”向延吉警备司令官吉兴提出威胁性质的问题。汉奸吉兴派参谋长到现场调查瓮声砬子事件，并与汉奸熙洽密商决定赔偿在瓮声砬子事件中被击毙的日本人每人3000元的“抚恤金”。

驻延吉的日本顾问等人到明月沟找到3营营长王德林，责问为什么打死日本人？王德林义正言辞地回答说：“炮台是我军事重地，不准任何人上去。这两个日本人强行爬上炮台才被打死，纯属我方正常执行任务”。日方无话可说，表面只好作罢。但王德林的上司却害怕此事得罪日本人，借口调防为名，令王德林的3营开往吉林。王德林及其部下已意识到这是圈套，如从命必然自取灭亡。于是愤然将队伍拉到汪清小城子一带。我党派李延禄来到小城子，对王德林讲明共产党抗日救国的道理，促使王德林下决心弃暗投明，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