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靖宇将军殉国六十五周年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六十五周年的日子里，翻开多年前采访笔记，当年寻觅杀害杨靖宇的凶手们的艰苦历程，及杨靖宇将军被害时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便呈现眼前，令我心绪难平……
敌人伪资料在杨靖宇牺牲时的记载
原靖宇县杨靖宇将军纪念馆馆长王维儒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初，为寻找和确认杀害杨靖宇的凶手，曾大费周折。一度根据靖宇县保安村群众的传说，将“自杀说”人定为杨靖宇牺牲的原因。特别是1958年报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松柏常青》的纪念文章，出现了杨靖宇“仅剩最后一颗子弹，自杀身亡”的情节描写后，“自杀说”便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上。
其实，杨靖宇牺牲不仅是东北抗联史上的一件大事，也被说成是日军侵华史上的一件“伟大功绩”。因为“讨伐”杨靖宇有功，野副昌德由日本关东军699部队长（上将）、南地区军警宪特“讨伐”司令官，升任首都（新京长春）防卫司令官（中将）；岸谷隆一郎由伪通化省警务厅长任伪通化省次长、伪热河省次长、伪山西省次长；其余一些部员及叛徒都得到了相应的奖赏，敌伪档案当时对杨靖宇牺牲的原因记得清清楚楚，一点没有含糊。其中《阵中日志》的记载是：
“康德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在濛江县城西南方六公里的高地，杨靖宇在此处向村民索取食物。接到保安村住民的报告，警察队本部队员（包括特搜指纹班）立即出动，交战二十分钟，将匪首杨靖宇击毙。
缴获物品有：毛瑟手枪一支，同子弹160发；匣枪二号一支同子弹30发；匣枪三号一支同子弹40发。现金6660元，手表一块，钢笔一支，印章一枚，其杂品。”
伪《满洲国治安小史》的记载是：“西谷一声令下：‘打死他’随着机枪射手勾动了板机，杨倒下了。”
伪《协和杂志》（1940年933期）刊载的“杨靖宇讨伐座谈会纪要”报道：益子理雄在座谈会上说，“由报告的农民做向导向约会地点走去。可是，当到那里一看，好像事先知道一样，约会地点连个人影也没有。只看到一排大脚印上山了。就这样，走在最前头的人没有用声音，而比划着山那边有人影，于是，把全队人员分成两班，一班从山顶上，一班从山半腰偷偷地往前凑。‘嗒’的一下一齐向山那边缺口的人影开了枪。那边的人影像个大驼鸟似的一边滚着一边逃脱了。我让四五个人做监视哨留在山顶上监视人影的去向，自己带人追了上去。这时看到对方跑的力气已经用尽了。他再次用两只手枪乱射起来。敌我距离是50米‘你是怎样抵抗也没有用了，投降吧！’我们再次向他劝降，但代替他回答的是手枪的子弹。‘打！干掉他！’再进击到30米，他已经是进退维谷了。这时我们分成两伙。从两方面开始了猛烈的射击。大约交战了10分钟，不知哪一方面射击的子弹命中了敌人。‘叭嗒’一下倒下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自杀说”缘何而来
无疑，伪《满洲国治安小史》中提到的那个“机枪射手”就是杀害杨靖宇的元凶。可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机枪射手无名无姓。1983年夏天，带着这个问题，我找到当年赴现场指认杨靖宇遗体的原抗联一路军特卫排排长、1940年2月1日叛变投敌的张秀峰，让他提供线索。张秀峰倒是很干脆，说：“杨靖宇是张奚若打死的，这个绝对没有错。光复时，程大队解散以后，大部分都回家了，他还跟着程斌没走，不知道现在在哪。”
据张秀峰说，张奚若是程大队有名的机枪射手。原籍辽宁本溪，1935年6月参加抗联，为一军一师师部机枪连机枪射手。1938年6月随程斌叛变，曾在伪通化省举办的集中培训学习中获得特等射手称号。1940年1月9日，在濛江县错草顶子战斗中，他将机枪架在树杈上向抗联射击，被杨靖宇一枪打中受伤，送到沈阳治疗一个多月，2月21日刚回濛江。他的把兄弟副射手白万仁、弹药手王佐华在2月15日那天追剿杨靖宇的过程中，因冻伤掉队，被收容在濛江县城里养伤，这个被人称之为“铁三角”的战斗小组，2月23日中午聚在一起正在打牌。驻濛江的伪通化省“讨伐”本部接到杨靖宇在三道崴子的报告，因部队都在山里“讨伐”，一时无兵可派，就把那些在县城里养伤的伤兵集合起来，派到现场。张奚若和白万仁、王佐华被编为第一批快速挺进队，挨在担任现场指挥的日本警佐西谷身边。当敌人向杨靖宇喊降不奏效时，西谷向张奚若下达了“干掉他！”的命令。张奚若随即扣动扳机，杨靖宇倒在那棵树前的雪地上。
当晚，“讨伐”队在饭店里喝庆功酒。张奚若、白万仁、王佐华坐在首席上，张奚若向人们炫耀说：“正当杨靖宇抬起腿将要跑的一霎那，我一个点射，齐刷刷地都给他点在这儿上了（指胸口）……”。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突然间酒桌冷了场。2月1日叛变的原抗联一路军特卫排排长张秀峰端着酒杯，隔桌过来往张奚若面前蹾，沉闷地骂了声：“混蛋！不得好死！”张秀峰的失态使程大队的人员像得了传染病一般，都喝不下去了，庆功宴不欢而散。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问题是惯于较真、善于抠细的日本人，这一次在谁杀害杨靖宇凶手的关键问题上做了一回模糊处理。他们在所有的资料记载中都以“射杀”，“命中”等隐性词语一笔带过。就连号称“战地实录”的《阵中日志》也只记下了“射杀杨靖宇”这件事，而没有记载究竟是谁射杀的。这并不是因为当时没弄清真相，而是因为这个头功不是由日本人完成的，不想宣扬，所以故意淡化处理。然而，正是日军这一淡化处理，为以后那些杀害杨靖宇的真凶掩盖事实，搅混水留下了空间，使他们逍遥法外数十年未能受到应有的惩罚。致使“仅剩最后一颗子弹，自杀身亡”的说法一度占据主流媒体，延续了数十年，甚至连中国军事博物馆这样权威的展览研究机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是这样展出的。
那么，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呢？据王维儒馆长介绍，最早出于保安村的砍柴农民蔺长贵之口。
杨靖宇牺牲那天，蔺长贵也在三道崴子打柴。“讨伐”队上山时与他碰了个正着，被扣在山下不准动。杨靖宇牺牲后正是用他的小爬犁拉着往回走，半道上遇到军车，才弃掉爬犁将杨靖宇遗体放到洋鬼子车上拉回来的。蔺长贵虽然没有近距离出现在第一现场，但他当时与“讨伐”队的叛徒们同去同归接触不少，知道一些相关情况也是事实。1946年2月，东北行政公署副主席张学思到靖宇县参加公祭安葬杨靖宇大会，听了保安村村长刘成祥保护杨靖宇遗体的汇报后，赞扬他：“你为人民立了一功。”
蔺长贵也在这时凑上前将道听途说来的“自杀说”，当作自己在现场的见闻说给张学思及其记者们：“杨靖宇见剩最后一颗子弹，高喊：宁死不吃满洲国的饭！然后自杀身亡。”“自杀说”就这样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另外，杨靖宇牺牲以后，在当地群众中的反响非常大，人们对告密者和叛徒的愤恨之情，令凶手们根本不敢承认杀害杨靖宇的事实。
赵廷喜告密杨靖宇后，“讨伐”本部奖给他30元钱。第二天，保安村警察署的警察们就找上门来，说：你老赵告密杨靖宇有功，发了大财，别独吞了，给咱们打点酒喝。开始时赵廷喜还好酒好菜地招待着。可三杯酒下肚，就喝变“味”了，指桑骂槐地冲着他骂，揪着他耍。以后钱喝没了，警察们也还天天把他找到警察署来，见面就打劈头就骂。赵廷喜在保安村实在呆不下去，只好远走他乡到柳河藏身，六年之后偷偷回濛江捡蘑菇，让老百姓发现，二话没说拧送政府处决。
张奚若在“讨伐”队里的日子也不那么风光，自从那天在酒桌上冷场以后，就没大有人搭理他，表面上虽然不说出口，可都在暗中较着劲。百姓的憎恨、队友的疏远令他警觉，非但不敢炫耀功劳反而开始藏“功”，所以在“讨伐”队评功授勋、上日本观光过程中，给张奚若评了个最高奖——勋五位，与程斌一般高，张奚若不敢要。据白万仁讲，评奖那会儿依张奚若的意思咱都不要奖也不要功，能平平安安混日子就行了。结果越不要还越给，大伙起着哄让他要，要完了风凉话都上来了，什么真卖力气真风光，怎么怎么有能耐啊，弄得哥几个抬不起头来。看着形势不好，张奚若和两个把兄弟在一起合计：以后谁也不要承认杨靖宇是被咱们打死的，就说杨靖宇是“自刎的，当地老百姓说自杀的，咱也这么说。从此，杨靖宇被他“一个点射，全都点在这儿”的事就再没人提起了。
寻访张奚若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日伪资料《阵中日志》的面世，杨靖宇牺牲的真正原因逐渐明朗起来。《阵中日志》用现场图片告诉人们杨靖宇不是“自刎的”，是被敌人用机枪射杀的事实。究竟谁是杀害杨靖宇的凶手的问题这才被摆到日程上来。1983年靖宇县史志办从张秀峰那里得到张奚若是真凶的线索后，南上北下，认真排查，细心采访，前后历时两年有余，始见端倪。
原来1950年“肃反”运动开始后，已在梅河口安家落户的张奚若听到风声不好，找到同在梅河口的王佐华订立同盟：不管什么时候千万不能说出我开枪杀了杨靖宇的事，万一有人揭出来，就由你扛着，你的老母亲我给你养，牢饭我给你送。我拉家带口的一大家子牵扯多，我要像你似的，光棍一条，我就顶你去死。大老粗王佐华很义气地答应下来。不久，王佐华入狱。在狱中一直坚持说：“杨靖宇是自刎的。”
张奚若也果真给王佐华送了一次东西，为其老母亲送一次柴火和钱。后来，风声紧了，便将家搬到柳河县三源浦躲了起来。1958年，白万仁入狱。与王佐华在镇赉劳改农场相见。两人经过交谈，方才意识到哥俩都被张奚若“糊弄”了。
1965年，王佐华在监狱开展的立功赎罪活动中，揭发了张奚若是杀害杨靖宇凶手的事实。不久“文革”开始，消息传到狱外，张奚若起初嘴挺硬，死不认帐，调查组将王佐华与白万仁的证明材料都摆了出来，他才不得不坦白自己用机枪射杀杨靖宇的事实经过，并在蹲“小号”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交待了与白万仁、王佐华制造“自刎说”，与王佐华订立攻守同盟的经过，还进一步交待了杨靖宇牺牲第二天，岸谷召集程斌“讨伐”大队在古见联队院内解剖杨靖宇的事实。
他说：2月24日一早，岸谷就让程大队到古联队集合，我们到时，古见联队院内已经摆好了铡刀，开始想让张秀峰执刀，张秀峰不干。由于他在抗联里的官阶高，别看他投降过来没几天，但有程斌罩着，谁也不敢惹乎他。他不仅不干，还说“这可是人家老张的头功，咱可不敢抢，还是让张奚若来吧”。程斌向着张秀峰，就点名让张奚若干。张奚若和白万仁、王佐华是把兄弟，关系铁，一点张奚若的名，自然跑不了白万仁和王佐华。这样，由白万仁执铡刀、王佐华抱着杨靖宇的头，张奚若抱着杨靖宇的腿，抬到铡刀上，白万仁一刀将杨靖宇的头铡了下来。
当叛徒做人不成人，做鬼难成鬼
采访过程中，我们将《阵中日志》中的相关照片，分别出示给张秀峰、张奚若、白万仁，让他们指认照片上的人员。
在柳河县三源浦镇刘家大队二队队部后院那幢农家小院里，正躺在炕上休息的张奚若，听说我们来找他征集抗联资料，阴沉着脸，拒不承认自己参加过抗联，也没打死过“老杨”，“打老杨那天我不在场，到沈阳养伤去了，是白万仁他们打的”等等。正是这些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表白给我们提供了出示照片与他交谈的机会。他对照片的反应尤其敏感：这不是伪满程大队的照片吗？你们怎么有这个？你拿这些照片干什么？当我们道明目的后，他才一一指认出程斌、尹夏泰、王佐华、张秀峰、白万仁、岸谷等等，但是不认识他自己。笔者指着照片上的他问：“这个人是谁？”“不知道。”“不是你吗？”“不是。”“多像你呀。”“中国人长得像的多了，让日本人看中国人长得还都一样呢。”
对张奚若的采访虽然曲折，但收获不小，特别是让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程斌及其叛变经过，以及程大队在热河“讨伐”八路军的罪行。
紧接着长途跋涉，赴内蒙古扎赉特旗一个极其偏远的小村庄，找到白万仁家。白万仁原是桓仁县拐子磨人，比程斌小一岁，早年当过“胡子”，1935年被抗联一师收编，后随同程叛变。白万仁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对立情绪比较好化解。对程斌大队的事了如指掌，讲起来滔滔不绝，抗联歌曲我提个头他就能唱到尾，无一不会，整整讲了一下午，连说带唱，记忆力非常好，就是对自己参与杀害杨靖宇的事“糊涂”。对我们带去的照片，凡是他认识的都能指认出具体姓名，但不认识自己。有几次，我特意对着照片上的他问：“这是谁？”“不知道。”“有人告诉我们这就是你。”“谁告诉你的？”“张奚若啊。”“他妈的张奚若，最不是东西。”于是，详详细细地给我们讲起张奚若只给王佐华母亲送一次柴，再未管过王母，王母后来在家中死了许多天都没人知道。
最后，白万仁自我总结地说：“我们这帮人呀，其实说不说自己都知道，不得好死。像我打一辈子光棍，蹲半辈子监狱；王佐华也打一辈子光棍，还在监狱，这都是报应。老程（程斌）在临解放分手时跟我们说：‘咱们啊今后就是混吧，死哪埋哪。以后少联系、少说话、少露面，夹起尾巴悄悄眯着。谁也别来找我，我也谁都不认得。’你看我躲这么老远，这么偏僻的地方你们也能找上，这不正应了老程那句话：做人不成人，做鬼难成鬼。”
其实，白万仁这话说得也不全对，起码张奚若是个例外。数十年过去，他除了“文革”中蹲了两年“小号”之外，未伤皮毛，也未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真是件憾事。
许多老抗联对此也都非常遗憾，杨靖宇的警卫员黄生发当年曾力主将杀害杨靖宇的凶手送上法庭，少年铁血队指导员王传圣也积极赞成这一主张，经过咨询法律部门，据说一是早已过了追诉期，二是拿不出有效的证据，事情就不了了之。风雨沧桑，岁月如磐。回首当年那些采访经历，真是刻骨铭心。时至今日，我还在想，倘若没有“文革”，倘若早十年、二十年揭开这段事实真相，捉拿真凶归案，该多大快人心啊！
